还有，我时常从梦中惊醒，而这些梦的内容大多是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穷途潦倒，挣扎在绝望的生活中。但当我醒来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安适地躺在床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夜是那么宁静，我既不缺吃，也不愁生活无着，而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童年啊，我和我同辈人的童年啊，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辛酸岁月，又都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斗呀！为了不忘记这一切，并要把它告诉给当今的青少年，于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动手写《闪闪的红星》。
可见，当年写《闪闪的红星》是倾注我全部心血的，那里有我生活的积累，有感情的凝结，有艺术的追求，有我对少年和少年儿童文学的寄托。无疑，它在思想上、艺术上较前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在出版不久，便被译成英、法、德、日、罗等十种文字。
《闪闪的红星》从创作到拍成电影，前前后后是很不寻常的。一九六四年写成初稿，以《战斗的童年》的书名寄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李小文同志不在社内，另一位同志看稿，大约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修改意见，我那时正下放部队代职，无暇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楼中风满，已是山雨欲来了，我知道我这部小说是写“情”的，怕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稿子退还我。社里当时也十分谨慎，便把这稿子寄还我了。“文革”期间，勒令把手稿上交，我偷偷留下一份誊清稿，一九七一年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当时全焚毁，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了。一九七五年，有人状告到江青那里，说这本书写的是许世友的家世，为许树碑立传。江青为了政治需要，指示人批判；张春桥派专人到济南调查，我被审问。据说“初澜”已写出了大批判稿，只是形势有变，才没有公开批出来。以后传闻到国外，说我被迫害死了。在粉碎“四人帮”后，法国的笔会还发了份电报到中国，声援被迫害的李心田（法国丽阿夫人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并得了奖，后来把奖状复印寄给我）。说来可笑也可悲，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几乎给我带来厄运。
《闪闪的红星》出版，我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已是欲罢不能欲止不休了。一九六四年，我已调到剧团任专业编剧，但我仍拿出很大精力来写儿童作品，这就是后来连续出版的《跳动的火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幅自画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和《船队按时到达》（一九八六年八月）。在这三本书中，《跳动的火焰》用功夫最大，为了写这本书（还有个任务要编一部工人生活的话剧），我深入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到工厂上班，在车间劳动，与工人谈心，光谈话记录就写了两本子（十万多字）。所以这本书，对造火柴工人的生活描写得很细微，尤其对童工的遭遇，写得更真切动人。尽管这本书在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并制成磁带），还拍成了电影（一九八四年，长影），但反响不是很大。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去参加全国儿童作品评奖，据说，许多评委都没翻过这本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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