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启超治墨学的兴趣最初源自孙诒让，而胡适治墨学的兴趣又来自梁启超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胡适通过徐振飞提出想要拜见梁启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墨家哲学》受到了梁启超的称赞，而且，梁启超还表示，愿意与后学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学材料。
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仅致信胡适，希望能为该书做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
“是正其讹谬”。这里不排除梁启超的
“客气”，但也能看出胡适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适的。胡适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报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仅仅应酬的序。”（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
原本是他让人家
“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
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
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样做事
“未免太可笑了”。接下来的事则更让胡适恼火。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做了题为《评胡适之》的演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2月，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而言，这部书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就他个人而言，却是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
他在晚年仍对这部书感到很得意，自认
“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他说，
“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27页）但梁启超对此书一直有批评的冲动。
他在1920年10月18日因《清代学术概论》致信胡适时还说：“对于公之《哲^h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写这封信。
这次北大哲学社邀他讲座，他认为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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