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h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
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
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
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张君劢等著：《科学与人生观》，301页）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
“痛失师表”。他还是有名的
“疯子”，喜欢骂人，有时骂得很爽。据说有一次在东京学生大会上骂慈禧，骂到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提上裤子继续骂。
他年轻时也曾崇拜康、梁，自称维新派小卒，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了革命党。
他骂梁启超，固然有痛恨中国旧文化的理由，但其中也夹杂着很深的党见和宿怨，以及对梁的误解和误读。
梁启超并非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
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
假如真像吴稚晖辈所言，把
“线装书扔进毛厕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将如何，恐怕还要从
“毛厕”里拣回来，打扫干净，平白的费了很多功夫。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
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
“界革命”、
“诗界革命”、
“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
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1920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
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杜春河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1234页）我们尚不清楚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胡适这部新著的，也许是在某个饭局中胡适送给前辈
“批评指正”的。不过，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
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
“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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