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
恰如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记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李肖聃：《星庐笔记》，38页）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们或许忘了，梁启超是最善变的呀。
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17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
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
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他这里所说的
“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
“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同上，70页）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
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
“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h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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