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
“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
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h、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
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9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
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
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
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
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30年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过渡时代”，又说从
“戊戌”到
“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
“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
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
“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
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h、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
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9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
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
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
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
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30年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过渡时代”，又说从
“戊戌”到
“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
“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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