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活泼局面。
而颇有些巧合的是，26岁（1898）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投身于
“戊戌变法”而崭露头角，并在《时务报》中小试牛刀，随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叱诧风云的舆论领袖。
而胡适恰好也是在26岁那年（1917）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遂一举成名，为世人所瞩目。
^h随后加入《新青年》团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
“急先锋”。但他们并不主张激进主义，不主张流血革命，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又被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
梁启超去世后，国民党中有一些胡汉民这样的人，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启超。
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梁启超一下。
胡适又何尝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他到台湾，有人便开始责他落伍；50年代大陆
“批胡”，不仅说他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更把他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实际上，他们二人，左派反对他们，右派也反对他们；激进派反对他们，保守派也反对他们。
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许为
“中国新民”，他们并不守旧，他们致力于
“整理国故”，但他们所瞩目的，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379－1380页）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
本文选自解玺璋著《梁启超传》，将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新空间于2012年策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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