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凯旋
1945年10月11日，**和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国民党之外，到机场送行的还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报社记者共五百余人。郭沫若、张澜、邵力子夫妇、陶行知、章伯钧、矛盾等各界人士都纷纷前来为**送别。上午九点半，在张治中、王若飞的陪同下，**一一与在场的朋友亲切握手话别，在笑声中，在胜利的喜悦中，**登上了飞回延安的飞机。
下午一时三十分，飞机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在延安机场徐徐降落了。机场上黑压压的集聚了两万多名翘首以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士、干部、学生……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着对领袖的喜爱和关切，焦急地等待着**的凯旋归来。机场一扫忧郁、沉闷的气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和张治中在机场的欢迎会上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他却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大摊子的难题，《双十协定》的签订，和谈公报在报纸上的公开发表，两件事都使蒋介石的心绪极为不安。因为老蒋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就在积极地准备着内战。现在和谈的内容公开了，全国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群众都会密切注意事态和时局的发展，政治上的压力，国际上的压力都使蒋介石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民报》晚刊发表的那首《沁园春·雪》，又格外给蒋介石增添了一种心理负担，让蒋介石从心里感到不舒服，这也真难为了老蒋了。
蒋介石不轻松，**其实也不轻松。
回到延安的当天，没有来得及休息，**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重庆谈判的经过，在会上，**说：“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表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1]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内部报告。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并且进一步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2]**对形势的估计，对蒋介石的估计一点都没有错。
1945年底，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部署基本完成之后，立刻露出了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嘴脸，撕毁了《双十协定》，在平汉沿线、张家口地区、徐州至济南一带，国共双方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一面是重庆谈判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面却是时紧时松地打着。1946年1月，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双方再一次坐下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0月1日发布了停战命令。
然而，蒋介石喘息了一阵之后，他又按捺不住了。1946年上半年，他不顾《双十协定》的约定，也不管《停战命令》的束缚，更不在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了，再次调集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同时向东北发起规模更大的占领行动。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就在国共两党打得难分难解的这种异常复杂形势下，重庆的文化界，围绕着《沁园春·雪》，国民党和**不依不饶地也进行着另外一场斗争。
谈判、停战命令、政治协商，它们都是国共两党在政治上进行的一种较量；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这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殊死较量；而围绕《沁园春·雪》展开的论战，则是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另一场较量。
鹿死谁手？蒋介石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手，到底是不是**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的两手的对手呢？
二、从东鲁词人的“陈词滥调”说起
本来，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围剿”**《沁园春·雪》的任务，落实在《中央日报》的身上，由重庆的《中央日报》统一组织实施，作品在副刊上发表，要求大家以唱和为名，打出反对“帝王思想”的旗号，对**的《沁园春·雪》进行肆意歪曲和谩骂。
而且，当时已经落实了责任，由《中央日报》的主笔王新命全权组织实施。而且，王新命已经组织了许君武等一批擅于词令的高手参与。可是，不巧得很，任务刚刚落实，《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又有了新的任命，被调往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室工作。为此王新命还写了一则《告别》词，其云：“现适奉调赴京”，“我也不再兼编副刊，并且不日将离开陪都”。[3]但是，这个王新命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写手，他接到“围剿”《沁园春·雪》的命令之后，迅速根据上峰的要求迅速写好了一篇“御用词篇”，于是1945年12月4日，王新命在临走之前以“东鲁词人”的笔名在《中央日报》上和了一首**的《沁园春》，然后他就到南京去复命了。文化围剿的“伟大使命”由此交给了《和平日报》。[4]王新命以东鲁词人发表的《沁园春》是这样写的：
抗战军兴，受命立功，拥纛东飘。当徘徊歧道，中夜惘惘，悚心怵目，举世狂潮。寇患方深，阋墙难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却戈倒，看杀人掠地，自炫天骄。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亦折腰。想翼王投笔，本矜才藻；押司题壁，夙擅风骚。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岩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5]看来王新命这个主编肚子里也有一点墨水，只是他用的太不是地方。他为了给蒋介石的脸上贴金，竟然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污蔑**是自比天骄，说**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草莽英雄，把革命领袖和太平军中的翼王石达开、梁山上的头领宋江同日而语，还说**的领袖是误入了旁门左道。本来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在王新命的词中却把这个罪责加在了**的头上，还煞有介事地叫嚣让人民军队放下手中的革命武器“成佛今朝”。
很显然，这首慌腔走板的歪词和国民党在谈判中要求**放弃解放区、交出军队的谰言是如出一辙的。
同一天，一个署名“耘实”的作者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沁园春》，在易君左发表《沁园春》的那张《和平日报》上，还发表了扬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和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他们一起把矛头对准了**的《沁园春·雪》，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以及**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下来就更加热闹了，一时间趁着水浑，什么鱼鳖虾蟹都逆水而来，大有狂犬吠日的架势。前前后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共写了三十多首词、十多篇文章：
1.《中央日报》于1945年12月4日在《中央副刊》上用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东鲁词人”、“耘实”的两首《沁园春》和词。
2.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和平日报》（原名《扫荡报》）
于12月4日发表易君左的《沁园春》和词。
3.重庆的《益世报》于12月4日发表了张宿恢的《沁园春·吊北战场》的和词。
4.《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5日发表了吴诚的《沁园春·步和润之兄》。
5.《合川日报》于1945年12月6日分别发表老酸丁的《沁园春·和**、柳亚子》；石昙的《沁园春·忠告**》。
6.《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10日发表颜霁、尉素秋女士和械林、慰侬的《沁园春》4首。
7.《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13日再次发表颜霁的《沁园春·叠韵致和柳亚子》；同时还发表了孙俍工的《沁园春·和**》，以及樊旦初和吕耀先的《沁园春》，共4首。
8.《益世报》于1945年12月16日又发表张宿秋的《沁园春·再次毛韵“难民行”》。
9.《大公晚报》于1945年12月19日发表蜀青的《沁园春》。
10.《益世副刊》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雷鸣的《沁园春》。
11.《和平副刊》于1946年1月3日发表胡竞先的《沁园春·次毛柳之韵》，同时发表元鼎的《读柳词有感》（七绝一首）。
12.《和平副刊》于1946年1月25日再次发表易君左的《再谱<沁园春》>。
以上有据可查的共计二十首词，一首七绝，可能还有没被收录的若干，总计大约能有三十余首。
在此期间发表的文章有：
1.《和平日报》于1945年12月4日发表了扬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
2.《大公报》于1945年12月8日至12日用5天时间不厌其烦地发表了王芸生的《我对历史的一种看法》。
3.《益世副刊》于1945年12月14日发表小完的《谈谈<沁园春>》。
4.《新闻天地》第十期于1946年第二期发表了危涟漪的一篇总结性文章，题为《**“红装素裹”，一首“沁园春”，画出心底事》。
以上共计五篇，加上其他没有被统计的内容，大致能有十多篇。可见，国民党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的。
三、易君左其人及易君左之“闲话”
在这场攻击谩骂《沁园春·雪》的闹剧中，易君左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积极分子，他的词也写得文字“水平”最高，内容最为反动，其恶劣影响也最大。
易君左是一个出身名门的才俊，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官宦家庭。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与家庭环境分不开的。他父亲易顺鼎曾应张之洞聘请，到两湖书院任教，之后任江阴江防督办等职。爷爷易佩绅曾是清朝一名儒将，担任过贵州按察使、江苏布政使，而且一生著作颇丰，是易氏文学世家的奠基人。叔父易顺豫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民国后任山西大学教授，是近代一位经师、学人，文学上的造诣尤深。易君左在家里从小打下国学根底，并终身受其“害”。
易君左13岁时，到长沙明德中学念书。明德中学是最早与南开齐名的私立学校之一。易君左以他过人的天分，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一连跳级读完了由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全部学业，震惊了长沙的教育界。
令易君左激动不已的是，他在这里多次聆听了革命家黄兴的演讲。那时黄兴担任南京留守使，仍多次抽空来这所他曾执教过的学校演讲，传播革命火种。之后，由于易君左的父亲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印铸局帮办，易君左也随同去了北京，就读于公立第四中学。然而他并不怎么把精力放在课业上，经常随父亲出没于江西会馆，与前清的遗老们一起参加诗词集会。易君左的敏捷才思和少年持重，让那些前清夫子们大为惊讶，尤以他的一首《猛虎行》饮誉京城。
人们说少年得志不是福，这话正应在了易君左的身上。
易君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思想得以迅速升华。北大的教授们将西方的各种思想，通过翻译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特别是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讲授后，他产生了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1916年，易君左踏上了赴日留学的航船，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探寻拯救中国与民众的道路。这一时期，他与周佛海、田汉、郁达夫、曾琦、罗教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佛海是参加了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名出席者之一，虽然此人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但是这个人的大名大家一定还是熟悉的；田汉是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后来成为**在上海的秘密领导者；郁达夫则是左联的著名成员，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什么我们偏偏对易君左这个角色觉得耳生呢？就是因为他后来不走正道，误人歧途，投靠了国民党。
在日本，易君左和周佛海、田汉、郁达夫、曾琦、罗教伟这些人一起创办华瀛通讯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响当当的爱国青年，他们将自己在日本的感受，在这个岛国亲眼看到日本军阀妄图吞并亚洲各国而加紧扩军备战、磨刀霍霍的种种行为写成通讯，提醒国人。当时，中日两国正酝酿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日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谋取原来帝俄在北满地区的权益，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得此消息，易君左等留日学生频频集会演讲，痛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更有甚者，1918年5月初，易君左还带领留日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不幸被日本警察逮捕，最终以间谍罪被驱逐回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易君左也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火烧赵家楼以后，易君左凭着自己在日本东京游行集会的经验，料想军警必然前来镇压，便与傅斯年一起，组织学生们迅速疏散。那个时候的易君左仍然是一个热血的青年，而且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