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胡政之最有意思的一次会面发生在1945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胡政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以为国民党会在不远的将来独步神州，所以想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地方分别出版《大公报》。他知道蒋介石比较注重《大公报》，想利用《大公报》这块招牌，所以在一次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胡政之就动了敲蒋介石竹杠的念头。他在自己的袖筒子里面藏了一封信，谈话在兴头上的时候，胡政之把信拿了出来。原来这信的内容是向蒋介石伸手要钱的，胡政之狮子大开口与蒋介石要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
这是胡政之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当时黑市的外汇与官价的外汇要相差一二十倍，这样大的一个沉重“包袱”《大公报》是背负不起的。经济上受惠于人就难免要在其他方面付出等额的代价，这正是胡政之受制于蒋介石的开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当初所约定的社训由“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减少为“不私不盲”了，“不党不卖”的信条再也不提了，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党了，开始卖了。
三个臭皮匠各取所需，吴鼎昌要官，张继鸾要名，胡政之要钱，蒋介石都满足了他们，剩下的就是三个人怎么样通过《大公报》回报蒋介石了。你说这样的《大公报》怎么敢不大帮蒋介石呢？当时人们之所以经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小骂，那不过是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使用的一种障眼法而已，他们没有从诸葛亮那里学到真正的本领，但是还是学会了一点，比如他们的“小骂大帮忙”就非常类似于诸葛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如果《大公报》和《中央日报》一样公然地为蒋介石大拍马屁的话，他们报纸还有谁去看呢，他们还怎样去骗取公众的信任呢？这正是《大公报》的聪明之处。
三、王芸生与**的三次会晤[4]
在《大公报》中比较有名气的人物还有一位，这个人就是王芸生。
这个人与蒋介石也有过交往，但是没有交情；这个人与**倒也有过交往，但是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交情。
说来话长。
1945年9月20日中午，李子坝《大公报》报馆里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都没有外出，一直在里里外外地张罗着。王芸生甚至一反常态，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许进到院子里来，孩子们是不管这些的，你不让进院他们就干脆趴墙头，他们在墙头上指手划脚，唧唧喳喳。
突然，两辆汽车从外面轰隆隆地开了过来，一直开到了《大公报》办公的院子里。这个时候王芸生的儿子大声地呼喊了起来：“看，是毛先生，前边的那个是毛先生！”院子外面的人、院子里面的人、屋子里面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兴奋的喊声，循着这声音望去，只见**身着一套朴素的中山装，从容大度地走下汽车，向《大公报》的办公大楼走来。
原来今天《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以个人的名义在《大公报》报馆设午宴请**、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
这已经是**与王芸生的第三次见面了。原来在此之前**和王芸生已经有过了两次见面。
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鸡尾酒会的时候，王芸生第一次与**见面。**握着王芸生的手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王芸生连连点头。
几天之后，**在红岩村**中央南方局办事处再一次邀请了王芸生等人。那天是9月5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来到了红岩村**的临时会客厅，当时王若飞也在座。
王芸生1901年出生于天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报人，他比**小8岁。虽然在报界里面是响当当的大手笔，是《大公报》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但是面对一个党的领袖人物他还是有一点拘谨的。当时的谈话主要在**与王芸生之间进行，王若飞与《大公报》的其他几个人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平易近人，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几句话将彼此的距离就拉近了，消除了几个人的紧张情绪。
**亲切地望着王芸生，问道：“你对目前的国事是如何看的呢？”“我们的思想认识，”王芸生停顿了片刻，似乎对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还有一定的顾虑，也似乎是在寻找恰当的语句。他接着说：“是希望在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不打内战就好。”**点头：“对，我们也深知大后方人民热望和平，反对内战，也深知和为贵。”接下来，**与王芸生等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讲解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的立场和对时局的展望。
王芸生一边认真地听，一边默默地点头称是，谈话一直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谈话使王芸生等人对时局有了全新的认识，提高了对和平抱有的希望，对**的了解和支持。
此时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灯火在山城的夜空明明暗暗地闪烁起来。**站了起来，热情地说：“我看天色已晚，你们就在这儿吃点便饭吧。”王芸生已经完全沉浸在与**谈话的美好气氛之中，似乎忘记了时间，此时经过**的提醒才注意到天色，也没有客气，笑着对**说：“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几个人陪王芸生、孔昭恺、王文彬几个人在融洽的气氛**进晚餐。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9月20日《大公报》的宴请其实是对**9月5日晚餐的一个回应。
除了三次见面，**初到重庆的时候，王芸生在自己主持的《大公报》上还曾经写过一篇《**先生来了》的文章，在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说：“**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大家一边饮酒一边聊天，言谈中王芸生忽然对**说道：“希望**不要另起炉灶。”**哈哈大笑，说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呦。我们对国民党只有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的表达，点头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本来，几个回合下来，我们认为**与王芸生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了，然而事情其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从王芸生向**提出的“希望**不要另起炉灶”这句话来看，其实王芸生还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为什么呢？因为王芸生只是《大公报》的主笔，并不是《大公报》的老板，王芸生只是一个为别人打工的，后台老板才是真正的老板，后台老板是谁？他就是辞去《大公报》社长现在是国民党行政院文官长的吴鼎昌，他才是《大公报》的真正控制人。
你王芸生拿人家的钱财怎么能不向着人家说话呢，你怎么敢不听从人家的摆布呢？
四、王芸生对历史的一种看法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受着《大公报》的欺骗和戏弄。就拿《大公报》于11月30发表的崔敬伯那首《沁园春》词来说吧，最初的稿子并不是《大公报》发表的那个样子。原稿是《新民报》晚刊在11月29日发表的。《大公报》是在30日转载的，但是《大公报》并不是真正的转载，而是先篡改，后转载。
《新民报》晚刊发表的原词是这样的：
一夕风横，八年抗战，万里萍飘。恨敌蹄到处，惟余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疏，薪同桂贵，欲与蟾宫试比高。抬眼望，盼山河收复，忍见妖娆。
名城依旧多娇，引多少“接收”竞折腰。惜蒿里鹑衣，无情点缀；泥犁沟壑，未解兵骚。天予良时，稍纵即逝，苦恨颓梁不可雕。沧桑改，念今朝如此，还看明朝。[5]词中划线的部分都是被《大公报》改动过的词句。我们看到，一共只有二十六句的一阕词，竟然被改动了九处，被改动了35%。原词中那些更扎眼的、敏感的、说到痛处的、画龙点睛的语句，那些能够让国民党看了极为不舒服的词句，竟然都被《大公报》的编辑们煞费苦心地改动了。全词被改动之后，剩下的词句虽然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的攻击，但是毕竟不如原词，不过是一些不痛的、不痒的词句罢了。
1945年12月8日，《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又“大公无私”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全文从12月8日开始发表于重庆、天津、上海三地的《大公报》上，而且在报上连载，直到l2月12日才连载完毕。据此这转载的意图已立刻昭然于世，正是“尸诸市朝”（《论语》）。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全文比较长，现录其一段最“精彩”的部分，奇文共赏：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两千多年**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八的大翻身，岂容太拣便宜？要从根本清算，犹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由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对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念念于古，小百姓起来，向民主进步！王芸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办报多年的主笔，但是说谎看来还不是他的长项。在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中，他已经先说了“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的。
话，接下来又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原来，王芸生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地拿出来的这篇文章才是《大公报》真正要说的话，在这之前他们发表**的《沁园春·雪》和柳亚子、崔敬伯的《沁园春》和词，那不过是一种铺垫而已，不然怎么骗取人们的相信？看来《大公报》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其实隐藏的敌人比表面的敌人更可怕。现在你知道《大公报》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吧？
【注释】[1]李景元主编：《听**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412-413页。
[2][5][6]黄中模著：《**咏雪词——（沁园春）词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4页、202页、143-144页。
[3]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办报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248-249页。
[4]孙琴安、李师贞著：《**与著名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45-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