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了三年未决的正当防卫案。
朱佩金看后说：“这个辩护词可以成为刑辩中的精典之作。”老焦说：“在中国法学界，田老师算是顶尖的人物，。你瞧着吧，再过十年八载的，他的弟子都会进入到全国各司法机关执法。到那时，加上他本人的威望，要是还能请到他当律师，那可更不容易了。”
朱佩金说：“我也想请田律师当辩护人，不知田老师能不能帮忙？”
我说：“你想请田律师，先把你的事儿写详细了。人家得看有没有出庭辩护的价值。我可以附封信，让我弟弟和你家人上北京找田律师去。”
朱佩金随即便求老焦帮助与写材料。这对老焦来说并不难，老焦在部队是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出身，退伍后一直当记者。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一份两万字的《一个承包经营者的遭遇》的控拆材料。
朱佩金看后觉得不感人，说写得越可怜越能引起人的同情。于是，他缠着我让我帮助给修改一下。帮助别人整理两万字的材料，我此时的心境根本就写不下去。所以，我始终推脱并没有上心。
正月十五早晨看守员交班后，王颍涛管教值班，他一进走廊走到我呆的监房门前停下来说：“宋振岭，昨天省高法来人找治安队出手续了。”
我为之一阵问：“治安队给出了吗？”
王疑涛管教点点头说：“给出了。”
“太好了。”我简直兴奋地要蹦起来。
朱佩金问出什么手续。我说：“我投案自首，在往公安局来的路上，治安队去抓我，正好碰上了。”
王管教说：“看来省高院挺上心这个案子。”
“毕竟人命关天。”朱佩金说。
看来是要结案了。朱佩金也开始着急，几天来一再求我帮助写他的材料。他的想法很明显，我官司赢了，就会被送监狱服刑；如果赢不了就得执行了。朱佩金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把他材料整理完。另一方面，我帮写是能知道从什么角度写无罪。因为这起案子怎么打法，是我帮助策划的。
当时，朱佩金正躺在铺上，我在便器旁刚解完手，顺口说了一句：“大哥，如果这个案子，我帮你整成无罪了，你怎么回报我？”
朱佩金一听忙坐起来，显得有些激动地说：“兄弟，你如果能帮大哥把官司整赢，现在他们不是扣我一百多万元钱吗？这钱要回来都是你的，别说是钱了，连人都是你的。因为这命是你救出来的。”
我说：“咱们就死马按活马医吧，希望是有的。这么的，材料我先整出来。再给田律师写封信，弄出去。让你父亲和我弟弟去找田律师。如果我到监狱的话，王连财已被判无期徒刑去监狱了。我能见到他，工作我给你做通。怎么样？官司你就按事先咱俩研究的打。”
朱佩金说：“行，等大哥官司赢了，到监狱看你先给你扔个三万、五万元钱，你先花着。这面我和振库帮助再打你的官司。”
我说那就这么定了。因为材料有现成的，质量很高，只是加工一下即可。两天时间，两万字的“一个承包经营者的遭遇”和一封写给田律师的求助信便写完了。朱佩金挺满意。把材料和信缝到了他的棉裤腿里。四月份家里来接见时，我才顺利地转出去。让振库交给朱佩金父亲的手里。
在等待二审裁决期间，尽管各方面的迹象来看要比想象的情况理想。但是脚上带着镣子，一审有判处死刑的判决压在头上，每天生活的特别紧张，时常也被恶梦惊醒。醒来时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朱佩金不吸烟，经常被烟味呛醒，他了解我此时煎熬的心。我们俩唠嗑儿唠到天亮是常事儿。
“大哥，你说人死了，有没有灵魂？”我问。
朱佩金说：“有啥灵魂，人活着一口气，死了是一摊死肉。”
我说：“根据物质不变定律，人死了物质还在，会还原成各种原素飘浮在这个世上，只是没有了感知。这个道理是科学的。但世间会经常发生闹鬼现象，有些现象好像科学至今也解释不了。我总认为，所为有鬼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也没有灭。你说那小孩吓着了，说是魂离身了。晚上待小孩睡觉了，用黄纸拉拉，在门后烧了，第二天小孩就好了，你说怪不怪？”
朱佩金说：“你怕死吗？”
我说：“其实人想开了，早死晚死都是死。但我觉得哪怕活一天，应当活出个质量，活个价值。我这二十几年的人生刚刚开始，却走上了绝路。对老人没有尽孝；对孩子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如果真的这么去了，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
朱佩金说：“有时人的生死不是你个人能左右的。”
“是，。关键是我死的屈啊！如果有来生，我不当帝王，也得成富豪，省着任人宰割。人哪，想活的有质量必须得有控制和掌握事物的权力。否则，你的生存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质量，像现在这个人生角色，活的多可怜。”
“是啊，做人就得做人上人。”朱佩金说。
“其实，人活着一生当中能不能成事儿，能成多大的事儿，与后天环境也有关。就拿我来说吧：生活在郊区菜社，小的时候看到最多的都是有人连初中没毕业，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了，挣工分，养家糊口。家里父母、邻里大人唠嗑儿都离不开这些话题。所以，把我的思绪，眼界都锁定在这块小天地里。当大了，才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地大，而且先辈生养我们的地方，我们这群人，在地球上，都是那样的贫苦、低微。只有通过求学去走出这个圈子。而且那个年代如果人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所以，农民是泥饭碗，工人是铁饭碗，人们的想法就想当工人，“吃皇粮。”这就是当时大部分人奋斗目标。这还是我17、18岁才认识到的，想变成城镇户口。通过求学这条路，我已经失去了。包括在体校打球来走一条捷径相继失败。后来沈阳军区体工队破格招我入伍，是父母不同意我去。无奈之下，又通过找对象来把户口带出去。然后再解决工作问题。结果风风火火闯了四、五年，弄到这种地方。”
朱佩金说：“这都是命运啊。”
我说：“所以说人生的，也就是定位和设立的目标往往有很大的关系。当农民的想跳出地拢沟成为工人。假如说，我的父亲是位将军，他的人际关系会锁定在这个层次，那么我的目标，可能也会是将军或比父辈还强一层；如果我出生在侯宝林、郭启如、马三立的家庭，我可能也会在艺术界有所表现；如果说，我的父亲是在政界发展，那对我的影响也会不小。”
朱佩金说：“你的想法很有道理，这就是熏陶吧！”
“你像我和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接触几个月，耳濡目染，我懂得了很多。如果我要是一步步锻炼上去，也一定很出色。正像我在体校训练期间，经常看古书，历史了解多了，难免会产生帝王之心，嗨!就是做平民难啊！”
朱佩金说：“其实，说一千道一万，环境可以改变人。”
“哎，兄弟，你有初恋吗？”朱佩金突然话锋一转，闲聊了一句个人情感方面的事儿。
“有。”我说。
“是你的同学吗？”他问。
我说：“不是。因为我不敢想。我读中学的时候，稍有点感触我认为不错的，都处对象了。，而上小学时，又太小不懂情爱。”
“那大了怎么不追呢？”朱佩金说。
我说：“这是生存条件所促成的矛盾，也是当时这个时代所促成的矛盾。我们从小到大的女生优秀的很多，可以说是两小无猜。问题是考上学的毕业都有一份工作，我去追人家，首先人家父母就通不过。子女升学目的就是跳出农村，找份好工作。将来找个理想的家庭，我的身份还在郊区徘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考上学的女生也有，可又不能找。因为我想跳出农村再带上一个，恐怕把自己的路都给堵死了。”
朱佩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婆？”
“当然是那种贤妻良母类型的，即贤惠又体贴，温柔的那种。漂不漂亮并不重要。容颜亦失。只要她能用心和你快快乐乐过一生就可以。这些年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有一个女孩，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经常想起她。其实只是一面之缘。记得十三、四岁那年，我在副食品商店排除买腐||乳|，当时腐||乳|块大，二角钱一块，如果六角钱能给四块。我拿着四角钱准备买二块，突然我右后侧衣角被人拽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位年龄相仿，长的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在看着我笑，见我回头，她甜甜地说：“大哥，和你商量点事呗。”
我说：“什么事儿啊？”
她说：“你是不是买两块腐||乳|？”我点点头。
“我这有两角钱，咱俩一起买六角钱能买四块，你看可以吗？哥！”她说。
我说：“可以。”她见我同意，便给了我两角钱。四块腐||乳|，我让服务员分两份。可以看出来，我腐||乳|给她时，她很高兴。我出来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她让我等她一会儿。不大一会儿她从百货商店出来，送给我一块8分钱的橡皮。她说买了两块俩人一人一块。原来她也想买两块腐||乳|，但是这个女孩把消费价值计算到了极限。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的时候，有些后悔，忘记问她是那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了？”许多年之后，我还经常想起她，要是成年后我真能遇上她，非追她给我当老婆不可。
一个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没人陪你唠嗑儿时，挺难熬。有人陪着唠嗑儿吧，觉得时间过的挺快。但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更会胡思乱想。搅得直闹心。有的时候自己用拳头打墙或用头撞墙。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崔振东法官和律师都点拨我要善始善终，别出现过激行为。否则，多少次，我真想拼了。
临近4月下旬时，心情感到特别沉重。有时脾气也显得特别暴躁。根据经验分析，每逢节日前都会判一批。复核案件也能回文结案一批。我的案子四个月了，不排除“五一劳动节”之前结案。现在是4个死刑复核，一个死缓复核案件，都是年前一审宣判的。一天晚饭后，几个死刑犯扒在铁栏杆上，隔着号喊话唠嗑儿。王江说：“大宋，快回文了，你的案子能不能赢？”我说：“不好说，既然一审能下这么大的力度，想改回来肯定很困难，再说被害人家的势力在大兴安岭是有目共睹的。”之后，我反问：“王江，你的案子怎么样？”
王江说：“一点儿戏都没有。”
我问：“王金成怎么样？”
王金成说：“差不多能改过来。我打的是从犯，再有，我叔也不会看我笑话。”
“你叔是干什么的？”我问。
“是公安部部长助理。”他说。
我又问陈小平二审能不能给留口气？小平说差不多，他老叔和家里也都在找人。
从4月下旬到4月末，我每天都显得烦躁不安，带着镣子在地下整天“哗、哗”地走。直到“五一劳动节”法院方面没有消息，才平稳了下来。但心里有一种矛盾的想法。既盼着快点回结果，又担心回结果仍维持原判。这种感受能把人给逼疯了。我能买进酒来，大部分时间就是用酒精麻醉神经，耗时间。
6月26日，拘留的犯人传过口信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当天下午，走廊里就加了岗哨。看来，明天有执行死刑的了。加岗哨就意味着第二天有上刑场的了。
关键的时刻到了，如果挺过明天，我的案子就算赢，不管改多少。我心里想。但这一夜我怎么熬啊！干脆，一醉方休。我从进看守所后，给各个监房买烟，剩了几千元钱。这半年的等待与煎熬中，基本上都买酒喝了。晚上，天刚黑下来，正赶上洮南兵单班长值班。
“单班长，明天开公审大会吧。”我试探着问。
“是！”他点点头。
我问：“我白天听武警说四个死刑的，明天执行三个？”
单班长说：“小点声，你自己心里有底还担心别人干什么？”
“心里多少也有些发毛。“我又探话。
他说：“多此一举。”单班长接着说：“一会领导肯定得来查岗。”临走时告诉我别声张。我点点头。
朱佩金心里挺沉重地问我：“有没有你？”
我说：“听他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和我没关系。4个死刑，回来三个执行。陈小平也有希望。王金成如果他叔管他，也许能留口气。他自己挺有把握的。这么一整，我心里到没底了。”
朱佩金说：“他们谁也没你希望大，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这时，王江喊我：“大宋，明天咱们就上路了，唱几首歌吧！”
我说：“唱吧。”于是，大家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了起来。几个死刑犯伤感的歌声，把整个看守所里的押犯心情搞得非常沉重。没有一句插嘴的。走廊里前所未有的寂静。几个死刑犯唱了两个小时才停下来。我实在唱不下去了，脑袋特乱。我不敢保证明天留下的那个真的就是我。
看守所里恢复了平静。我自己开始一个人喝闷酒。朱佩金不喝酒，突然想起，也要陪我喝几口。他的心情我能理解。哥们之间处一场，也许明天就看不见了。但他这么一整，把我的心到整得更毛了。没想到这个时候，这么敏感，已经变成了神经志。心里一个劲地安慰自己：“他也不知道谁能留下，没出监号知道谁死谁活，把心放到肚里。即使死的话，也要死得潇洒、风光，男子汉嘛！”
两瓶酒，朱佩金一共喝掉也不到四两酒。剩下的酒我不知道自己都喝到哪儿去了，没感觉到醉。“也许口太急了”我心里想。喝完后，我蒙头大睡，明天再说明天的。临死也不能用不睡觉来折磨自己啊！
早晨，我是被说话声吵醒的。先是看守所大铁门打开的声音，接着院子里进来不少带白手套的刑警。这时陈小平的母亲和妹妹进院了，王江喊陈小平。 小平说：“是来看我宋哥的。”我没有吱声。
十分钟左右，值班管教张唤进道子里提人，我在铺上正躺着。张唤走到我号门前喊：“宋振岭，赶紧穿衣服，下地。”说完从里面号往外提人。
我急忙下地，让号里人等我走后，把我的衣服和书给我家拿出去就行。我也没换衣服，心想：如果家里来，一定会给我另拿衣服，等劈开镣子再穿吧。”“我真后悔，等来等去，没往外冲，现在晚了。”我心里想
正文第九章走进高墙（一）
更新时间:2014-3-1017:05:30本章字数:2433
张唤管教提的是王江和王金成。接着走廊里传来劈镣子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张唤管教拎着钥匙进道子急促的脚步声。我断定这次是往外提我，当张管教走到我监房门前时，没有停下脚步。我急了，用脚猛踢铁门，张管教喊：“你干什么玩意，宋振岭？”我说：“你先把我提出呀，干什么？怎么也得给我点时间，我和家人交待一下！”他听后说到：“你等着吧！”此时，我气得浑身直哆嗦。
张唤这次提出来的是陈小平，小平带着镣子走到我的监房门前时，我和小平点了点头，小平说；“大哥，你没事儿了！” 我说：“不能吧，刚才还让我下地等着。”
小平说：“回文三个死刑的，有一个改判了，大哥，你赢了，兄弟先走一步了。我求你一件事儿。”
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儿？”
小平说：“我听家里人说，租我家房子的李四对别人说，他把我们哥俩都玩死了。大哥，我没机会了，以后能见到他，帮我收拾收拾他。”
为了安慰小平上路，我说：“放心吧，我绝不会放过他的。”小平笑着和我握握手，当两双手紧紧地握到一起的时候，小平用力地摇动了几下，我清楚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他还年轻，今年才23岁。我虽然和他哥哥枫是最好的哥们、朋友，但包括小平，我们都是在一起长大的，曾经在一块儿嬉笑打闹过。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如果不是他大量饮酒，造成神智错乱，在憋气和语言受到刺激下，小平绝不会把刀捅向自己一奶同胞的哥哥身上。酒醒了，但大祸已经酿成，而法律规定，酗酒的人犯罪，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如果能从轻处罚，故意犯罪前都喝酒了。
小平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张唤管教催促说：“快去吧！”小平才缓缓地放下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心里的想法：“大哥，如果你不出事的话，一定会帮我一把，也许我死不了。”小平拖着镣子往前走去，我喊道；“小平，听大哥的，事已至此，站着是爷们，躺下也是汉子，别尿叽！”
小平回头说：“放心吧，不会给哥们丢脸。”
我仍在怀疑执行死刑有我。于是，我再次用脚踹门，让管教往出提我，因为我案子出入太大，我临死前必须向家人交待清楚。说是没有我，我怀疑他们不想给我机会和家人交待。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不相信任何判断和分析了。
张唤管教听到踢门声，走进道子里，边走边喊：“宋振岭，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妈了个x的，别人都提出去了，为什么不提我？早提出去和家人多说会儿话，你怎么不讲人性？人都要死了，还这么苛刻呢？”我说。
张唤说：“你再不老实，我真提你了！”
我一听，转身就回铺躺着去了，边躺边说：“这回你抬我，我都不出去了！”
张唤转身走了。
这时，各个监房都扒着铁栏杆，隔着窗户往外看，王江上了第一辆囚车，王金成上了第二辆囚车，随后是小平，上了第三辆囚车。看守所的大铁门被打开了，囚车和几位死者家属也跟着陆续地往外走，听说是到体育馆开公审大会。
看守所恢复了宁静。
值班的赵班长走到我的监房门前时，我问他们三个人家里都来人了吗？武警说：“都来人了。”看守所每人给买了一只烧鸡，两瓶啤酒。王江和王金成都没吃几口，啤酒全喝了。陈小平让家里出去给买了两瓶白酒，连同啤酒全喝了，鸡也都吃了。”
我说：“这是想开了，死也要做饱汉。”
下午到刑场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回来说，陈小平下车后，把押着他的武警甩开，解开裤子小便时，回头对行刑武警说：“枪打的准点儿，别让我遭罪。”三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枪，死的很痛快。
晚饭的时候，各监房喊我：“宋哥，恭喜你，官司打赢了。”我说：“不容乐观，总算闯过了第一关，裁决没有接到手里，还不能放松。”话虽这么说，但憋了半年的一口恶气，使劲地吐了一口，还真感到心情轻松了许多。我求武警战士帮我买两瓶酒，今天晚上我要一醉方休。在看守所押了三年，帮助别的号买烟，自己剩了几千元钱，在判死刑这半年时间里，基本上都买酒喝了，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张唤管教进道子里时，被我喊住了，我说：“张管教，你什么意思？昨天往出提人执行死刑，你让我下地等着，我不执行死刑你有想法啊？”张唤说：“和你开玩笑。”我说：‘有拿死来开玩笑的吗？”张唤笑着说：“昨天，预审科的曲宝江让我吓唬你，如果我不吓唬你，中午让我出三十元钱安排他吃饭。”
我没有最后回裁决，对此事也就再没深说什么。就在开完公审会的第三天，弟弟振库来接见我时，小声地对我说：“二审给改的无期徒刑。”
我说：“看来定性没有变，还是按故意杀人罪，把事件的起因、责任认定给了被害人：再有，就是投案自首认定上了，这两个情节是无期的结论。或者按故意伤害（致死）罪定性。没有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有关规定，这样，按现行法律条款判决，最高科刑是无期徒刑。”我接着又问振库一句：“这消息准确么？”
振库说：“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来之后，田叔就知道了，他的学生有省高院的，一直帮助看着这个案子。但省高院很看重这个案子，而且，在案件讨论时，省高检派了一位副检察长列席了会议。还有，省高院的办案人崔振东来大兴安岭复核你案子时，被害人家属委托中院的人出头，想请崔振东法官吃饭，崔振东没去。后来，田叔来加格达奇会见你和取证，被害人家属听说北京来人了，通过渠道想要经济赔偿，说就不追诉这个案子了，法院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问：“家里是怎么处理的？”振库说：“我给田叔打了电话，问怎么办，田叔不同意给钱，因为现在法院怎么往下给落已经由不得任何人了。”回到监房后，我没有声张得来的消息，这种关键时刻，要保持稳重为妥
正文第九章走进高墙（二）
更新时间:2014-3-1017:05:30本章字数:4897
1990年6月28日下午，我正在监房内躺着，听号里人瞎胡侃，说在外面如何地挂女人，玩了多少女人，其实，这里的人没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吹牛”，反正也不上税，闲的没事做，搞精神刺激。我倒在那里，也是有一句无一句地听着，突然值班室的王明管教走进道子，直奔我号监门。“宋振岭”，王管教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便低头开号门。
我出监门时问王管教：“是接见吗？”
王管教说：“不是，是中院来人了。”
我走进了上次省高院提审的那间屋子。
屋里坐着两个人，见我进来，让我坐下签字，随手递给我一张裁决书。我先没有看认定的内容，打开裁决书的后页，先看给我的定性和判到什么程度，之后，才开始签字（在送达书上） 中院给送达的人说：“你是有投案自首，否则改不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是帮助给中院找台阶下呢？投不投案自首并不重要，关键是省高院不支持判死刑！即使所有的从轻情节不认定，只把故意杀人罪变性到故意伤害罪上，最高也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只证明的一点就是够不够死罪的问题。
回到监房后，我才认真地阅读裁决书。裁决书中认定了两点：一、事件的起因和事态的进一步扩展，被害人华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二、被告人案发后，在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应视为投案自首，因此，撤销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宋振岭的处刑部分，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对省院的二审结论进行了分析，唯一关键的一个情节没有认定，只是称：“在厮打中，宋振岭用军刺将华宇刺死，将刘刚刺伤“。按这种认定显然是不客观的，毕竟是一起大案，在重要情节上含糊不清，对于法律文书来讲缺乏力度。因为这一认定仍然没有反映出被告人刺被害人时的时间、空间和双方所处的状态。你既然否认不掉被告供述在被害人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刺的被害人华宇一刀，就应当依法予以客观判定，才是公正。退一步讲，刑诉法六十条规定：”一切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为有罪……也就是说，我刺被害人一刀的事实，如果不采纳被告人的供述事实，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华宇身上的一刀是我的行为所为，看来，一是省高院最终还是顾忌到下一级法院的威信；而是被害人家属的暗中干扰，促使案件没有落彻底。从崔振东法官当时坚定地口气到裁定分析，二审中一定受到了阻力，而且很大。命是保住了，如果通过申诉来解决，说不上哪年哪月了，但我是绝不会灰心的。我们国家的法律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虽然规定两审终审制，是为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但在二审纠正下级法院错案时，有时顾虑的问题很多，这样，也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最终公正性。申诉是无期限的，想动一个盖棺定论的案子很难，如果改判，原办案人员都要受到利益的影响，看来，这场持久战不打也不行的，也许会花掉我一生的精力。
回裁决的第三天，正赶上曲所长值班，我对曲所长说：“曲所长，死刑改过来了，镣子还给我带着啊？”曲所长看看我没有吱声，便走了。我估计他得请示法院。
又过了两天，值班管教把我提出去劈死镣子。开镣子时，还是杨学峰管教，他把冲子垫到合缝上，仅敲了一下，便轻松地脱落了，接着开第二只脚，也是轻轻地一下，镣子就落下来了。 他“哎”了一声，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杨管教感觉到两只脚上的镣子都已是象征性地带在脚上了，只要稍稍一用力，便会卸掉。他没有吱声，我分析他想反正死刑也改过来了，再计较没什么意思，还得罪人。再说，这起案子，都心知肚明，根本就不够死刑，甚至连“三大刑”都谈不上。
镣子劈开后，他给我找了两支烟抽，问镣子带在脚上有半年了吧？
我说：“六个月零五天。”杨管教笑着点点头说：“到劳改队好好干，争取早点出来，事儿摊上了，要想开些。”
我说：“到劳改队，时机成熟的话，官司我还得打。这起案子如果当初按照防卫过当处理，也许我认了，但现在，我必须按正当防卫申诉，法律不是给我这个权利了么？”
“到那儿改成有期徒刑后再申诉，不管怎么说，有期了，最起码过一天少一天啊！”他说。
“我会在恰当的时候提出申诉的。”我告诉他。
看守所过几天就要往劳改队送人了。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已决犯人了，为了便于管理，看守所把我们集中到了四监房。因为按照规定，在临投送监狱前，已判完刑的犯人允许接见了，如果和未决犯混押的话，容易往外捎信。
7月6日，二弟振库和他在职高的班主任鲍华老师来看我了。鲍老师是高级教师，她和陈荣国律师曾在一所学校任教过，一审律师就是鲍老师帮助找的，在我判死刑之后她第一个捐钱，为我筹集二审律师费用，掏出了两百元钱，此后，职高的师生陆续捐出几千元钱，并纷纷地在联名信上签字，在为我的二审上给予我极大地帮助。听了振库的介绍，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眼泪在眼眶中闪动，我用颤动的声音说：“谢谢，鲍姨，谢谢鲍姨！我不会忘记您，在我最危难之时，您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鲍老师拉着我的手，温和地说：“到了劳改队，好好干，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千万别气馁……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
我只有不停地点头。泪水不停地滴落下来。这就是男人！也许酷刑和拷打他会把泪流到肚子里；只有感恩才会使他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男子有时刚强是因为苍天赋予了他男人的脊梁，其实男人有时比女人的感情更脆弱。
夜已经很深了，接见回来后，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躺在铺上辗转难眠。短短的三十几年人生，却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恩恩怨怨，压的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感恩的人不计其数，让我一生回报不完；在最危难时，有伤害过我的人，让我心境一直按捺不下来。听陈荣国律师说，在一审讨论时，由于我两次发生人命案，有人主张枪毙我，说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即使送到劳改单位，也改造不好。这是谬论，是在往死人堆里推我。这种人不是处在正义、公正的角度下的结论，而是别有用心。我会用实际行动回击他们的。
这几天号里的人都陆续地接见，每个人基本都能带回烟来，也许是要送走了，看守所对已决犯的管理和搜身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号里的人都要求说：“宋哥，咱们要送走了，你想法进点酒咱们聚一下子。也许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了。再说，你死刑也改过来了，也该贺一贺。”
我说：“没问题，菜我不管，酒我负责喝个够，到时候别闹事就行。”
“不会的，我们明天都给家里捎信让带菜，就定在后天晚上，怎么样？”号里人七嘴八舌，异常活跃，看得出来，平时他们是喝不到酒的，也馋够呛了。
7月8号，号里仅有一两个外地的没来接见外，其余的全部提出来接见。我们五、六个人刚走出看守所，从院子奔大铁门旁边的接见室走去。我发现，接见室门口站了很多的人。见我们走出来，从人群里跑出一个小男孩儿直奔我们而来。由于受阳光的刺激，加之半年来我始终躺在铺上百~万\小!说，视力明显地下降，于是，我顺口问身边的人：“跑过来的是谁家的孩子？”
张亚兴说：“好像是我姐家的孩子！”
我说：“我家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话还没落，小男孩儿离着有七、八米远就伸着小手喊：“爸爸！”
我们走近了，小男孩儿一把就抱住了我的大腿。我急忙问：“谁的儿子，怎么给我抱住了？”
在场的人依次地摇着头。我见小孩男儿抱着我大腿不松开，就开玩笑地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儿怯生生地说：“叫宋振岭。”
“你叫什么名字？”我忙问。
“宋兴磊。”孩子答道。
我一把把孩子抱入怀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儿子！”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儿子，你怎么认识爸爸？”
“看相片儿！”孩子说。
我又问：“你和谁来的？”
儿子说：“妈妈、二姨、大姨夫、奶奶、二叔、老叔、老姑，还有于奶。”
我听着孩子奶声奶气地念叨着，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做爸爸的幸福感。心里想，如果不出事儿，该有多幸福啊！
泪水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儿子用小手不停地给我擦眼泪，我紧紧地抱住了儿子。
到了门卫接见室处，由于我家来的人较多，特意给单独安排了一个大屋子，其他接见的都是2~3人一个屋子。
弟弟把菜摆了一桌子，买了十几瓶啤酒，让玉玲的大姐夫陪我喝酒，儿子要求上桌子，站到桌子上，两只小手吃力地往起捧酒瓶，说什么要给我倒杯酒喝，弄得满桌子啤酒。我和大姐夫边喝边唠嗑，约有十几分钟左右，玉玲二姐说：“咱们都出去吧，让振岭和玉玲单独唠一会儿。”于婶也忙说：“是啊，咱们先出去，两口子三年没单独在一起了，让他们俩聊聊。”
所有人都出去了，我一把搂过玉玲，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老婆，我让你受苦了，其实你不该嫁给我，也许这真的是一步错棋。”
玉玲趴在我的肩上不停地抽泣着。
“别哭了，坚强些，你一哭我的心里会更难受的。”我说。
玉玲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和孩子都快盼疯了。”
“不知道。”我说。“孩子听话吗？”我又问。
玉玲边擦眼泪边说：“还行，就是爱哭，没事儿的时候，手里拿着你的照片，录音机里放着你在外面时，你唱歌时录的那本磁带。来人时，孩子就告诉人家，这是我爸。”
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玉玲说：“下一步，我和孩子怎么办啊？关键是我的病挺严重的。”
“玉玲，我理解你和孩子的现状，我刚从死刑改过来，让我心情平静一下子。我现在只能说，这个案子以法律判决的角度是终审，而对于我刚刚开始，我也许明年、后年或者大后年，案子能给我新的结论；或许十年八年；或许我将用一生的精力来打这场官司，但无论怎样，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顿。”
这时，管教进来让回监房，说其他的人早已经回去了。我没有吱声，转身跟着管教走出了屋子。我无法否认，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是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说，玉玲不想等我了，家庭一点积蓄也没有，刚结婚就出事儿。玉玲身体不好，孩子从小到大需要钱，母子俩的生活成为了最难的问题。
心情沉重地回到了监房，号里人都高兴地说：“你可回来了，宋哥，现在我们带回来的菜有二十来样，比过年过节的菜都硬，就等你了。”
“没问题，我答应大伙了，这事儿我一定要办。”我告诉大家。
晚上，管教溜完道子后，我找值班的武警出去给弄回6瓶白酒，大伙说：“等半夜再喝吧，喝完大伙就都睡觉了。
人其实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谁也不愿意进看守所押着，但摊上事儿了。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关押，判完刑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