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来说，加州最后一次通过禁止白人与亚洲人通婚的法律是1945 年。一直要到三年以后，因为加州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里，宣告“反杂交律”违宪，这个法律才在加州寿终正寝。虽然绮色佳所在的纽约州没有禁止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法律，这并不表示当地人就能接受这种联姻；毕竟，法律所反映的不外乎社会的价值观念；更有甚者，为了要捍卫正义与公理，一个社会有可能必须特别立法，让法律走在社会价值之前。一直到1958 年所做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还有94% 的白人反对跟有色人种通婚。以整个美国来说，“法杂交律”正式寿终正寝，还要等到1967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判其违宪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种族歧视并没有因为立法而改变。1968 年，也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反杂交律”违宪一年以后，根据当年盖洛普民意调查，仍然有72 ％的白人反对跟有色人种通婚。一直要到1991 年，反对跟有色人种通婚的白人，才首次少于赞成的人；然而，即使如此，反对的人仍然高达42 ％；赞成的则占4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指全国而言。美国南方反对跟有色人种通婚的，仍然是占多数，高达54 ％。
从这个历史的脉络看来，胡适与韦莲司的故事最令人可以深省的部分，是在于种族、性别、甚至阶级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形塑他们两人之间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在胡适还是留学生的阶段，他和韦莲司在思想上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在个人领域的成就上，就像我在以下几段会说明的，以当时韦莲司在纽约艺术界的表现，她恐怕还在胡适之上；更不用说，作为白人的她* ，在种族上更是高高在作为华人的胡适之上。十年以后，胡适在中国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式地重访美国。与之相对的，韦莲司早已在父亲过世以后，放弃了她的艺术生涯，回到绮色佳陪母亲同住，过她埋名隐姓式的生活。这时跃上枝头的胡适，与“下灶作羹汤”的韦莲司发展出他们的情人关系。在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变化里，我们必须去深思的，是胡适与韦莲司在这十几年间，由于主客观因素所导致的身份地位与角色扮演的易位，是否使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种族——白人与华人——不平等关系，因此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胡适与韦莲司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它所呈现出来的种族、阶级（社会地位）、和性别交缠错节、重新洗牌的诸多问题。
我们暂且把历史的脉络搁置在一旁。1915 年的胡适才初尝与异友的滋味，稚嫩青涩；韦莲司则更是完全没有抱着智流以外的情怀。当时她有一个几乎论及婚嫁的男朋友，名字叫查理士·邓肯（charles du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