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信奉不抵抗主义的阶段并不算长，但是它的形成和转变，都跟韦莲司有密切的关系。1914 年11 月，当他和韦莲司在绮色佳街头散步，谈到“折柳赠别”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特别提到了老子。胡适引了他1908 年在上海时写的一首七律《秋柳》：“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他为韦莲司解释这首诗的寓意，在于申论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理。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胡适的不抵抗主义还只是一个雏形。当时，他还在忧心中国没有能赖以自保的国防力量。一直要等到次年一月，胡适在纽约跟韦莲司相见，也就是发生“独处一室的风波”之时，他才当面向韦莲司表示自己已经彻底大悟，“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从此奉行不抵抗主* 义。胡适过后在日记上说，韦莲司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胡适“挽近第一大捷”，希望胡适能“力持此志勿懈。”2
1915 年1 月，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搭火车从纽约回绮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bsp;）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bsp;of no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bsp;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跟他通信。在他们来往的信件里，普耳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胡适二月再游纽约的时候，跟普耳约见面。两人相谈甚欢，胡适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bsp;resistanbsp;）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跟普耳见了面以后，胡适接着见到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连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3
胡适的不抵抗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道义的抵抗，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考验。1915 年1 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消息传到美国，引起留美学界大哗。各地同学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慷慨陈词。比较激烈的，还号召大家集体回国，投笔从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大家都在讥笑他的不抵抗主义，讽刺他是亲日主义者，他说韦莲司一定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引韦莲司在她前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真要竭尽自己的所能，全力以赴。”他对韦莲司说，这是真知灼见。韦莲司的这句话，使他想起幼年时候看宗族里作祭祀，赞礼者会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他感叹道，这七个字，用他当时给另一友人信里的话来说，是“救国金丹也。”1韦莲司收到此信，很担心胡适的心情，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用快递寄给胡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