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曾说：的道德依赖于里面
“感性生活”的量。天主教作家，只要他遵从教会的思想，他就能从核心的基督教神秘的立场去感受生活。
尽管那是可怕的，但它是上帝所确立的，是值得为之而死的。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扩大而非缩小他的视野。
对于怀利先生所代表的现代头脑来说，这是扭曲的观点，
“如今天众所周知的那样，与真理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不为一个有限的天主教信徒的圈子写作的天主教徒很有可能会认为，既然这是他的观点，他是在为一群有敌意的读者写作，那么，他将更加关心让他的作品立足于自身，完整而自足，凭本身的质量而不受影响。
当人们告诉我，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不能做一个艺术家时，我只能悲伤地回答，正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很难不是一个艺术家。
任何作家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都是来自材料本身中存在的必要性，这些限制总体上将比任何宗教所能强加的限制更为严格。
天主教家的问题的复杂，部分在于恩典的存在。恩典出现在自然中，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的信念不会与他的戏剧感脱节，不会脱离他对真实的认识。
然而，在当下，没有人比天主教徒更渴望这种脱离，他们要求作家在自然的层面上，限制他允许自己看见的东西。
对于那些普通的教徒读者，如果通过他给编辑的信和其他让他瞬间显露自身的媒介能够追踪到他的话，我们会发现他更像一个教会所不允许的二元论者，将自然与恩典尽可能分开。
他将自己对超自然的观念缩减成了虔诚的陈词滥调，从而能够以仅有的两种形式在文学中辨认出自然。
这两种形式就是感伤的和淫秽的。他将选择前者，同时保留对后者的更大权威，但是他一般总是把握不住两者之间的共性。
他忘记了感伤是一种过度（excess），感伤的扭曲（distortion）一般是由于对无辜（innoce）的过分强调，那种无辜只要在普通人类条件下被过度强调，就往往会被某种自然法则转变成它的反面。
我们在堕落中失去了我们的无辜，我们通过救赎返回无辜，那是由基督之死和我们的缓慢参与所带来的。
感伤跃过了这个过程，并过早抵达了一种模拟状态的无辜，它强烈地揭示着它的对立面。
在另一方面，淫秽在本质上是感伤的，因为它排除了性与它的实际意图的关联，使它与它在生活中的意义相脱离，以致使它仅仅成了为了自身利益的一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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