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也为我打开另一个看待怪异的新视野。我们大多数人学会了要不带感情地对待罪恶，要正视它，但多半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狰狞笑容无可争辩地反映在上面。
但是善良是另外一回事，很少有人有足够长的时间凝视它，直到能接受它的面孔同样怪异的事实。
在我们内部，善良是某种正在建设之中的东西。罪恶的典型通常能引起相应的表情，善良的典型必须满足于陈词滥调，或者被打磨得平整光滑，使它真实的表情变得柔和。
当我们注视善良的面孔时，我们看见的往往是一张玛丽·安那样的脸，充满了希望。
海兰德主教在玛丽·安的葬礼上做了布道。他说，世界会问，为什么玛丽·安会死。
他无疑想到了那些熟悉她的人，知道她热爱生活，知道她有一次把汉堡包抓得那么牢，她从椅子背上掉下去时都没有撒手，或者她死前几个月，她和修女洛瑞塔有了一个真娃娃可以照顾。
主教是在对她的家人和朋友说话。他可能没有想到世界，更远的世界，它不会问玛丽·安为什么会死，而是首先会问，为什么她应该生下来。
我们时代的一个趋势是利用受苦的孩子来质疑上帝的善，而一旦你怀疑他的善，你和他的关系就完了。
霍桑视为一种威胁的埃尔梅们，数量已经成倍增加。他们忙于减少人类的不完美，同时也是在减少善的原材料。
伊万·卡拉马佐夫不能信上帝，只要还有一个孩子在受折磨；加缪的英雄不能接受基督的神性，因为无辜者的大屠杀。
这种流行的同情心，标志着我们在感受力上的增强和视力上的损失。如果其他时代感受的少，他们看见的就多，即便他们是用盲目的、预言的、实事求是的眼睛，亦即信仰的眼睛去看的。
在这种信仰缺失的现在，我们被温柔所主宰。这种温柔，因为已经长久割断了与基督本人的关联，被包裹在理论之中。
当温柔与温柔之源脱离，它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恐怖。它最终会变成劳改营和毒气室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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