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穷人普遍掌握了神圣的历史，他们就拥有了与普遍和神圣的牢固纽带，他们每一个行为的意义都增大，在永恒的方向上得到观照。
要成为伟大的家，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来衡量我们自身，显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人们现在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判断自己。在这方面，天主教有教会的教诲为之服务。
但是写作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的目的，这些引导必须以故事的形式存在，影响我们的形象和对自己的判断。
抽象、公式、法律，在此一无所用。我们必须有故事，需要用故事来创造故事。
它需要一个神秘维度的故事，一个属于任何人的故事，一个在其中任何人都能辨认出上帝之手的故事，并能想象它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新教的南方，圣经担当了这个角色，使抽象具体化的古老的希伯来精神决定了南方人观察事物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南方是故事最为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只学会了一个信仰的定义，而不是当亚伯拉罕对以撒举起刀子的时候与他一起颤抖，我们对生活的反应将是不同的。
这两种知识都是需要的，但是在最近四五个世纪中，我们在教堂里过于强调抽象的原则了，因而使我们的想象和预言式洞见的能力日渐枯竭。
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处境，生活在一个非天主教但却有宗教倾向的社会，给天主教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解毒剂，以对抗他固有的恶劣倾向。
我曾读到过一个天主教徒对两本天主教的评论。一个作家说，为了让一个成为天主教，就必须做一个圣徒。
另一个作家说，那样的必须是由圣徒写的。我们喜欢沉溺在致命的逻辑中，喜欢制造越来越狭窄的范畴，喜欢规定好的主题和规定好的态度。
南方的天主教家被迫跟随幽灵进入陌生之地，在许多与他并非完全协调的形式中去辨认它。
就像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样，他的兴趣和同情心很可能会直接奔向南方生活的某些方面，亦即宗教感情最为强烈的地方，这种宗教感情的外在形式离天主教最远，且最能揭示那种只有教会才能满足的需要。
南方的天主教家将看到基督的众多变形形象，但是他一定会觉得，基督的变容也胜于根本没有形象。
我认为，他感觉与边远地区的预言家和叫嚷着的基要主义者更为亲近，远胜于那些温和的元素。
对于他们来说，超自然是一种障碍，宗教已经变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学科，或者变成了文化和人格发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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