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导将原唱录了像。他说原唱比经过改编后的电影插曲更动人。
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改编者是着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我对这位曾在过去的年代里带给我们许多欢乐的音乐人充满了敬意。而在得出了这歌曲的出处的今天，我的敬意依然如旧。
我认为这不是剽窃，而是借鉴，是将一块埋在地下的珍宝挖出来，擦拭一新给人看。在中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俯首皆是这样的珍宝。可惜盲目不识的人太多了。一则外国谚语说得好：面对满地的鲜花，马看到的只是饲料。
我在罗布泊的这些日子，新闻媒介正在对《好汉歌》是剽窃还是借鉴这件事吵得纷纷扬扬。据说，赵季平先生起诉到法庭，状告《羊城晚报》和那位说《好汉歌》是剽窃河北民歌《王大娘砸钢》的某教授。
虽然我并不赞成赵先生告状，但是在纯学术的领域里，我是坚定地站在赵先生一边的。在离开西安，前往罗布泊前一天晚上，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副标题叫《向赵季平先生进一言》。
在文章中我说，我觉得从一首濒临死亡的地区性民歌中取些音符，脱胎换骨成万人传唱的《好汉歌》，这是赵先生的劳动，亦是赵先生才华的表现。
在文章中我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王洛宾老先生的。我说如果没有王洛宾笔下那些从西部民歌中脱胎出来的浪漫歌曲，本世纪中国人的路途将会多么寂寞呀！
第二个例证是李季的。十多年前陕西电视台拟拍《王贵与李香香》，邀请我当策划，我一翻原书，发现里面的句子，约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陕北民歌歌词。例如月亮落时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等等。李季的作用，是将这些民间创作，用一个革命加爱情的故事连缀起来。在这里我认为艺术家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是他长期在陕北生活时生活给予他的馈赠和报偿。
第三个例子是《水浒》传。《水浒》也是先有了《荡寇志》，先有了口口相传，不断加工完善的梁山一百单八将故事以后，才由一个叫施耐庵的穷秀才集结大成，创作成书的。可惜那时候没有教授这个职业，因此也就没有人站起来指出，因此让施大爷轻轻易易地溜过去了。
第四个例子是《图兰朵》。那几日，中央电视台正放两个《图兰朵》，一是张艺谋的洋歌剧《图兰朵》，一是魏明伦的地方川剧《图兰朵》。是外国人在几个世纪前剽窃而去的中国传说吗？是张艺谋在玩出口转内销吗？是魏明伦又在剽窃张艺谋吗？没人说。
第五个例子是俄罗斯现代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诗体小说明显地是借鉴或曰剽窃拜伦的《唐璜》的，连我这个第三国的人在阅读中也明显地感觉出来了，而在当年的俄罗斯，亦是一片剽窃的嘈嘈之声。但是正是在这种嘈嘈声中，俄罗斯文学一夜之间从孱弱小草变成参天大树，拜伦式的忧郁在穿上俄式开领衫以后，一变而为着名的俄罗斯多余的人的形象。
现在在新疆，我则找到了第六个例证。这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当我们一个摄制组在罗布泊，另外一个摄制组在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其余两个摄制组，一个正在青海的玉树果洛，拍摄藏族兄弟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一个正在陕北的黄陵县，拍摄轩辕黄帝的那棵手植柏。
拍摄轩辕手植柏的吉导，手中拿着一份海外出版的报纸，那报纸上有一位旅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写的文章。文章说，如果大陆和台湾，找不到一个适合举行会谈的地方的话，那么他推荐一个，这个地方就是黄帝陵，就是轩辕手植柏树荫下。
一切的思考皆因罗布泊而起，因此罗布泊似乎才是叙述者应当更多谈论的话题。下面将用几个章节，谈罗布泊的未解之谜。这一节谈的是罗布泊的消失；罗布泊的干旱；奇异的雅丹地貌；楼兰古城；丝绸之路。
罗布泊是一个大神秘。仅就它的昨日波浪拍天，万顷一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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