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的皮带抽断了才在娘的哭喊声中停了手，娘的手因为要拦住爹的皮带，手背上赤红红的，好像小白脸脸上不断滴落的血珠子一样——
过了几天，听到消息说，那小白脸是镇上派出所所长的公子，在学校里被几个小流氓打成脊椎骨变形，派出所半夜赶到的时候，这小白脸已经昏迷了七八个小时，捡回了一条命，但这小白脸这辈子恐怕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余生了。
我想他们口中那几个小流氓一定包括我的老大和我。果然，接下来我听到的传言里，便有我的老大被派出所拘留，老大他爹，那个只会放羊的憨厚老头跪在小白脸他家门前一天一夜，请求小白脸他家能去法院说说情判轻点。
我爹听说这些传闻后，在一个晌午，叫娘给我做了两大碗蒸面条，收拾了个包裹，塞给我50块钱，叫我吃饱了坐上火车滚蛋，滚得远远地。
售票窗口，漂亮的制服姐昂着头问我：“下一个，去哪儿？”
我思索了半天，想不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是，挠挠头说：“嗯，去远点吧！”
她给了我一张到东莞的车票，在转过身的一刹那，我听见她说：“这是个神经病吧，去哪儿都不知道，哈哈……”
我很想冲上去把她那张涂得厚厚脂粉的脸揍个稀巴烂，但隔着窗户，隔着人群，他是高高在上的售票员，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打工仔。
很多年后，当我开得起车，买得起房，喝得起咖啡，当然，嫖得起小姐时，我喜欢命令她们穿上各种各样的制服，把她们压在身下，听她们愉快而又淫荡的呻吟。这，算不算是一种变态？
一路颠簸，醒醒睡睡，火车在一个闪烁着不同颜色的霓虹灯的车站停靠，乘务员说：这里是东莞，要下车的快下了，快下了！
火车站的大喇叭里，反复播唱着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我反复回头看进站口，我多么希望我能一不留神地看到我爹，哪怕是他会上来给我一拳，只要他说：“熊孩子，跟老子回家。”
但是，没有。在这座孤独的城市里，如果有两个孤独的灵魂，那么两个人更容易靠近。
我，就是在东莞，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里，遇见了后来我的妻子沈眉，那个妖娆的女人。
东莞对于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内地土包子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研究东莞的霓虹灯为什么闪烁得这么快，就像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一样。
那段初到东莞的生活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堪回首。
是的，套用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当年哥也是犀利哥，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照相机。
16岁的我在老家还没办身份证，进不了工厂，每天只能在火车站等些零工，帮来来往往的匆忙行路的人抗谢行李，然后他们会赏我一二十块钱，够我吃饭抽烟。
因为没有身份证，我只能蜗居在这个城市立交桥下的涵洞，深秋夜里冷得睡不着，就随手揽过身边的人，涵洞里其他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拥抱着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