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中的重要之点是在他把“集团的生存”加入了在需要的定义之中。这一点是他早年所不愿意说的。但是他这个让步并不彻底，因为集团生存和个人生存并不完全相合的。我们可以看到为^h小说 了要求集团的生存不能不限制、遏制，甚至绝灭个人的生存。个人生物需要可以因集团的生存而不准加以满足，最明显的例子是个人的性生活在任何社会里都加以限制，甚至可以说总有一部分人根本得不到性生活的。再进一步说，战争是一切文化中还不能有效避免的现象，而战争却是为了集团生存要个人牺牲生命的事。在任何社会中也都有刑法，那就是说为了集团的安全和生存，不能不限制个人生理上的满足，甚至取消个人的生命的办法。这些事实是集团生存和个人生存相冲突的例子。所以如果要承认集团的需要，就得再进一步把需要解释成：“个人在集团中求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马教授在以往为贯彻他的生物需要的基础论，并不愿把集团生存的观念提出来。在涂尔干的理论里，社会病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研究的人尽管可以说出一套个人和社会生存的条件，但是事实上各社会的文化却不一定都能满足这些条件。在不能满足时，社会就发生了病态。所以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设施，它对于集团生存上是否有利或有害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马教授既然从需要论来说明文化的发生很难接受这“有害的文化”这个概念。文化中可能发生和集团生存有害的事例，那是因为个人需要和集团需要有时会互相冲突的缘故。我在《生育制度》就用这个矛盾来发挥我的分析，但是只以个人需要为主的马教授对这矛盾是很难应付的。他在给hogbin的lawandorderinpolynesia一书的序文里甚至公开攻击布朗教授所提出euphoria和dysphoria的概念。前者是指对集团生存有利，后者相反。马教授的责难是在：怎样测量这有利或有害的程度。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们还没有造下euphorimeter或者dysphoriscope。”但是在他的遗著里却自己提出了“有机退化”和“人口降落”的标准来说明病态的现象了。这个概念大概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要接受这个概念还得正面的说明什么是个完整的社会。可是在这一点上马教授并没有发挥。
其实单提出“生存”这概念来研究人类文化还是不够的。生存也许只能看作最低限度，套用马教授的话，可以称作socialminimum。人类还要求更好的生活，什么算是“好”固然是各个文化各有各的规定，普遍的现象是人并不以最低限度的生存为满足。人类是认得价值的动物。这个基本事实是推动文化的迫力。如果马教授在第三级的需要上多加发挥也许会碰着这个推动着人类文化变化的力量了。也就在这一层里，我们会发现各种文化发展路线的不同，因之而发生各个文化的特性。这里也许可以和常为马教授所反对的“文化特型”等理论相接通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