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里看去，他的^h 遗著中可以找到他逐渐在吸收他早年所反对的学派的理论了。他在《文化新论》的第十三章中列下一个表来说明从需要到满足中间的过程：
1.物体
2.技术
推动力(1)→手段性的活动3.合作或传统推动力(2)
4.圜局→愿望的完成有一定目标的反应→满足
这个表里的推动力(1)(原文是drive，但是他说明这不是生物性的冲动而已，应当看作个人采取行动的内在力量，包括生物的和社会的两重意义，所以译作“推动力”)，在基层上是生理的需要，但是当这个团体采取了行动，和其他伙伴合作(合作的方式是传统的)，采取一定的技术，利用物体，在一定的圜局里获得了满足时，又发生了对这些手段性的层次直接的爱好(产生价值观念)而养成“推动力(2)”。这是派生的推动力，但是在个人的意识中，却综合在(甚至掩饰了基层的生理需要)推动力(1)之内。
这段话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绕弯的，其实如果译成简单的说法，就是人的活动的推动力是由于经文化改变过、修饰过的“生物需要”，也是说，人类在生活的经验里发生了一套价值，而这套价值才是直接推动人活动的力量。价值观念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人类把对于生存和进步有利的传统选择出来，加上价值，使它能保存和发生作用。我们如果再从这表推进一步就会更近于涂尔干的理论了。
马教授对于文化的理论还没有完成，他正在摸索前进的道上，不幸中断了。这是人类学的不幸。他的遗著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显著了他摸索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留下许多许多理论线索，要我们后来的人去追踪发挥。
我记得他一句话：“人类学决不会停留在功能主义上。”他完成了一步承先启后的工作。我这篇书评也不过希望指出若干值得我们探索的方向罢了。
194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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