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观上就这两人理论上的相同处而把他们联系了起来，我又怎样去理解这两人理论上的同和异呢?
我喜欢把这些曾在社会思潮中出现的理论联系到大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去看它们发生的原因。
我想在这里附带说一说。这两人的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
经过这次世界大战，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有的那种可以关起门来独自生活，至多只和外界交换一些商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生活上实际已经休戚相关的各地居民由于过去自生自长所形成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却还很不一致。
这些差别阻碍了他们和平共处，产生了威胁到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堆问题。
这些问题引起了反应较为敏捷的思想界的种种思考。就是这种世界新形势使太平洋相隔两地的学者前后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对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照过去的时代来看显现了易见的区别；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文化整体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早已和西方接触，当时对西方文化的权威性态度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种文化可以零售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四运动批判了这种体用分离论，看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是体用一致的整体，各有其
“体系”。梁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体系之区别。他进一步探索区别的关键而发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推出了《究元决疑论》，发展成有系统的论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
“五四”反^h传统精神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在文化理论上并没有出现新的突破。
梁先生这种从哲学入手归结到儒家的复兴论，尽管在其本质是属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态度的迂回战略，但是由于表面上被视为为儒家辩护，难于为反传统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宫。
解放后
“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文化观上是
“全盘西化”的性质，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两性或两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论不求甚解地摆进应加批判之行列。
这是梁先生学说未能进一步通过学术上的辩论而得到完善的历史背景。
世界进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学说被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学者从书堆里发掘了出来，针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引起了注意，又为许多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申引发挥，引出了
“新儒学”的诞生。出口转内销，梁先生的旧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旧作《人心与人生》也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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