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笔下的波德莱尔1884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莫里斯·巴雷斯就《恶之花》这样写道：“我说几句，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这是一本质朴的书，一本向我们开放的书。”为了让自己的话被听到，巴雷斯提高了声调。
质朴？必要的时候是吧。向我们开放？这可不是。多少人不认得波德莱尔而只认得《恶之花》，他们依然在书里发现了一切：诱惑力，夸张，矫揉造作，亵渎神明……是的，他们发现了一切，但很明显，惟独没有质朴。
质朴*的书，或许吧；但它可以成为一位遍体鳞伤的诗人的忏悔。这位诗人是一个系统的感觉翻译家，一个感觉主义者；他曾自认
“怀着欢愉和恐惧培育了他的癔病”，这似乎并非在过于自我诋毁；他的忏悔最终表露得如此纠结又如此沉重，但他固有的真诚却并非总能被人承认。
事实上，《恶之花》只向那些与波德莱尔有着相同趣味的人开放。我以为，莫里斯·萨耶曾幸运地为诗人面对公众时的情景下过定义，他说道，
“波德莱尔的趣味不但要求某种方式的启蒙和适应”，而且还必须
“应和于某种需要，跟他的奢华和冒险一样无法抑制、无法解释的深层需要”，萨耶又加了一句，
“若是这种需要不存在，那就无从谈起了。”就是《恶之花》本身的故事，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波德莱尔的许多同时代人，且往往是那些最有资格去欣赏他的人，对他的性格和他这本书的重要性都似乎特别地不屑。
无论是泰奥菲勒·戈蒂耶，还是圣伯夫，都没有意识到在这部光芒四射的作品中，法兰西诗歌刚刚遭逢了历代诗人中最敏感、最痛苦的诗人。
但愿圣伯夫的约瑟夫·德洛姆在回忆中会向波德莱尔的艺术略表同情。
他们大概是提防了《恶之花》的绚烂多彩，而没有闻到它的扑鼻芳香。
他们二人谁也不是傻子，然而，对于显然没他们那么博学的波德莱尔，却摆出了一副粗人的脸孔。
他们所有的学识，所有的经验成果，不过是让他们显得远非几个年轻人那么有穿透波德莱尔诗歌的才能。
尽管他们全副武装，圣伯夫写了一大堆《星期一》，戈蒂耶也是著作等身，但他们在《恶之花》面前却显得如此窘迫，而我们看到，年轻的斯温伯恩、马拉美和魏尔伦两手空空来到波德莱尔的作品面前，内心却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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