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津南村的最后留言
1945年10月22日，距离柳尹诗画联展只有两天了，柳亚子开始抓紧时间为诗画联展做最后的冲刺。
早晨，柳亚子坐在书桌前，将**的《沁园春·雪》在书桌上摊开，仍然在认真地展读着，他想：尹瘦石为**画的像，**写的这阕《沁园春》一定是展览会上的热点，现在有了**的手迹，手迹上有签字、有题款，也盖了朱红大印，有了和词，有了跋，何不为自己的和词再来一个后记呢？
他想着，挥笔为自己的和词再草成了一篇后记：
余识润之，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手写入纪念册上，附润之骥尾，润之倘不歉唐突欤？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柳亚子写于津南村庑下。[1]他仔细地将宣纸上未干的墨迹吸干，然后又认真地将它抄写在纪念册上，终于为展出**的《沁园春·雪》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柳亚子的跋和后记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它也成为对**的《沁园春·雪》写下的最早的评论性文章。“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耳！”这些高度赞扬的词语，也表达了柳亚子对**这首《沁园春·雪》的热爱、推崇。更为**的《沁园春》在重庆的流播，在中华大地的传诵做了最好的铺垫。
二、柳诗尹画惊重庆
1945年10月24日，坐落于重庆七星岗的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热闹非凡，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厅进行了预展，25日展览会正式开幕，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还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了刊头。周恩来、王若飞等亲临展厅观看了展览。郭沫若、茅盾、徐悲鸿、翦伯赞等著名人士都为这次联展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予以评介。
郭沫若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发表了《今屈原》，赞颂柳亚子的风骨和高深的艺术造诣，其中写道：“柳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于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又云：“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行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点。”[2]茅盾发表了《柳诗尹画读后献词》，他说：柳亚子“虽然用文言写旧体诗，可是思想内容完全是新的，比起专写语体新诗的朋友们的作品来，反而更新了。”茅盾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指出：柳亚子“是彻底实行了‘旧瓶装新酒’的诗坛的革命家”。[3]整个展览会规模宏大，场面可谓气派。
展览会上展出了柳亚子的诗词数十首，尹瘦石的画数十幅。柳亚子特意把歌颂**、歌颂**的一首《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后赋示同座诸子》写成大幅中堂挂在了大堂正中最醒目的位置，诗云：
五十九年吾未死，良宵差喜酒杯开。
长鲸狎浪沧溟阔，俊鹘摩云大地恢。
尸位群儿羞龌龊，横胸奇怒郁崔嵬。
樽前跋扈飞扬意，低首延京一柱来。[4]在书写的大幅中堂诗稿中，柳亚子特意将诗词中的原句“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来”，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老友**的崇敬之意，诗句与“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他的另一首诗《赠毛润之老友》以及和词《沁园春》分别被写成条幅并列在两旁。他最新的一本诗稿被陈列在大厅正中的桌子上，供人们欣赏。**的《沁园春·雪》手迹以及柳亚子的和词就在这本诗稿之中，它们引起了每一个前来参观者的注意。尹瘦石为**绘制的画像配上柳亚子的《题润之老友绘像》的诗悬挂在大厅最醒目的位置，更是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潇洒英武的豪迈之气。展览会在重庆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次展览，可以说也是**《沁园春·雪》发表的一种特殊形式，为《沁园春·雪》在重庆以及海内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三、翘首以待《沁园春·雪》
**的《沁园春.雪》和柳亚子的唱和之词在展览会上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重视，人们纷纷到展会上去抄写**的这首词，无不交口称誉，并鼓动柳亚子将它们拿出去发表。
展览会结束之后，一天，柳亚子将**的《沁园春·雪》和自己的唱和之作一并送到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希望他们能够将其发表。
《新华日报》的编辑们早就听说了**的这首著名的词作，今天亲眼领教了大作的奇丽与恢弘，无不嘘唏、感慨、赞叹，一时争相传阅，但是最终的结果却非常令人遗憾，没有一个人敢于拍板将其公开发表。报社的领导最后只得很惋惜地向柳亚子解释：“因为《新华日报》是**在重庆办的报纸，**是党的中央主席，发表他的作品，非得到他的同意不可，要到延安去请示”。这可难住了急性子的柳亚子，柳亚子想要办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办，这是柳亚子的风格。柳亚子听报社的领导这么一说，叹息到：“这样办，太浪费时间了。”柳亚子转念又一想，**的作品需要请示，但是自己的东西却是不需要请示的啊！如果我的《沁园春》和词在报纸上发表了，人们不是很自然地联想到**的原作吗？有和词一定有原词厂！这样既不违**产党的原则，又能够向外界宣传**的作品，鼓舞人们的斗志，不是一个很好的权宜之计吗？柳亚子这么想着，就将自己的想法和《新华日报》的领导和盘托出了。柳亚子的主张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这样，1945年11月11日，在柳亚子的这篇和作完成二十天之后，终于在’《新华日报》的第四版上和读者见面了。
**的这首《沁园春·雪》仿佛故意在吊着人们的胃口。
作品先是在**内部的少数人中流播，继而**将其相继赠送给自己的老师、朋友，并且和国民党中的诗友在一起就此切磋诗艺；紧接着**《沁园春·雪》的手迹又在柳诗尹画联展上公开展出；最后，柳亚子的和词在《新华日报》的第四版公开发表……人们总是听到他人对《沁园春·雪》的传诵，而**的原词却迟迟不肯同期待中的人们见面。期待的人们越来越多，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急迫。
毕竟这是在国民党的陪都里，你想想，要在国民党的陪都里发表蒋介石的对手**领袖**的诗词，这的确需要一点魄力，要动一点脑筋。大张旗鼓肯定是不可以的，它不仅需要小心，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既要实现目的，又要做得丝毫不留蛛丝马迹，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这简直太妙了！我们无从知晓这是不是有高人在暗中掌控着这一切，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却禁不住让人们拍案、叫绝、称奇。欲擒故纵！和现在的人们炒作一部名著者一首歌曲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
人们无不翘首以待，等待欣赏**的《沁园春·雪》。
四、“二流堂”里的一流人
正当柳亚子为发表**的《沁园春·雪》一筹莫展的时候，在柳亚子百般无奈无法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沁园春·雪》的时候，重庆的另一张民营报纸《新民报》却捷足先登，迅速发表了**的这阕词。
当时《新民报》开设了一个《西方夜谭》副刊，吴祖光任《西方夜谭》副刊的编辑。他意外地得到了这首词的原稿，展读之后，兴奋莫名。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谭》副刊率先发表了**的这阕《沁园春·雪》。[5]然而，在国民党统治的陪都里发表这样一首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吴祖光怎么就能将这件事情搞定了呢？没有那么简单。当时在幕后其实还有很多有正义感的、有胆略的、和**有联系的朋友们，他们都为发表这首词作出了种种的努力。
当时的《新民报》是由陈德铭主办的，陈德铭的夫人叫邓季惺，而邓季惺的弟弟则是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的副局长。即使如此，《新民报》的副刊文字也经常被国民党检查，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陈德铭找到了黄苗子，让他出任副刊编辑。黄苗子在国民党政府中混得很熟，在国民党的权利机关内有好些说了算的朋友，为了帮助老朋友，黄苗子便答应了这份差事。后来正是这个黄苗子，在发表**《沁园春·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黄苗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黄苗子的《画坛师友录》时是这样介绍黄苗子的：“黄苗子是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其实他还是我国最著名的老漫画家。黄苗子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就喜爱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并从名书法家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艺术。他早年的经历比较奇特，30年代因父亲黄冷观与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是同盟会的会员，在上海受到关照，曾经在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担任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监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大众出版社主办的《大众画报》编辑、《小说》半月刊编辑。后来，黄苗子又到南京《扶轮日报》担任编辑，再后来又随着吴铁成到广东省政府担任秘书。吴铁成走到哪里，黄苗子就走到哪里，始终是政界和文化界两栖的一个人物。1939年至1949年黄苗子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等。1949年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新民报》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就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一个吓人的题目》，那时的黄苗子刚刚二十几岁出头，已经给报刊画漫画、画插图了，并且已经开始参与编辑小说类期刊中最精美最大型最珍稀的《小说》半月刊了。
当时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简任秘书。抗战开始之后，特别是到重庆之后，黄苗子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提供过很多帮助，黄苗子曾经这样回忆：
我是1937年1938年在广州认识邓颖超的，那时国共合作开始，邓大姐到广州，吴铁成是广东省主席，我是他的随从秘书。吴派我去接邓到他的官邸会面，这是第一次会面。以后在《救亡日报》的聚会中，还见过。1940年我在重庆，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和她见面，那时吴铁成已经担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兼任香港国民党总支部主任委员，经常在香港。我是由他派到重庆当部长室的总干事，替他在重庆担任联络的。1941年皖南事变，海外部秘书长童行白（cc系）把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八路军办事处的五条计划向吴汇报，电报交我用密码发香港。我当天曾把这些情况，向邓大姐面谈。记得邓大姐很诚恳地说：“我们**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我听了很感动。[6]**到重庆的时候，还专门会见过这个黄苗子呢。当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引见的，后来黄苗子回忆这次与**的谈话：
坐下来闲聊半天，谈起读书。他问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我说起最近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他说了一句周也是三十年前的老熟人。我又提到周书中论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否抵抗得住？他顺口就答：
“那就要看全国人民大众答应不答应了。”我当时心想，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无知的，这话似乎是不太现实。他接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其实不止外国经济侵略这个问题，但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作主，权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大意）我这才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又觉得事情似乎很渺茫）。然后，我们又谈了些战后财经问题，约坐了二十多分钟，老钱进来招呼吃饭。[7]等到吃饭的时候，黄苗子才发现，夏衍、乔冠华、许涤新等一大批人都在**这里。饭桌就摆在大客厅左角上。**很客气地让黄苗子坐主位，但黄苗子不肯，最后黄苗子坐在了**的身边，好听**讲话。吃饭时夏衍提到前些时**来重庆的时候曾经到过黄苗子家去看郁风，这时**才弄清楚黄祖耀就是黄苗子，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你是黄苗子！”原来**和黄苗子的妻子郁风早在上海时期就是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于1937年在上海分手。大约在**来重庆之前，**到重庆治疗牙疾，曾专门到黄苗子家看望郁风。而且，从**的话里我们也听得出来，**和**也说过这个黄苗子，只是**说这个黄苗子的时候，说的是黄祖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