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黄苗子移居澳大利亚，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非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其书画作品曾在日本、德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著有美术论著：《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画册有《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画集等；书法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词》等。还出版过多种散文集和诗集。
当时黄苗子与吴祖光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是“二流堂”的重要人物，他们彼此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二流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
说起这个“二流堂”话就长了。“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
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金梳子换来的钱盖了几栋房子。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这样的住房，都将其提供给朋友们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后来在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者俱乐部。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那段时间里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当时全国止处于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他们在重庆演出了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们在这个秧歌剧里面听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方言，指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所以这些幽默、风趣的文人们都纷纷自诩为“二流子”。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也来到了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这个“二流子”的陕北方言，经常挂在嘴边。郭沫若听见他们这样互称“二流子”觉得有趣，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纷纷叫好。
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的人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二流堂”成了重庆文艺界、新闻界最有名的去处。周恩来、郭沫若、夏衍这些在重庆的**里面最重要的人物都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也许是《沁园春·雪》能够通过吴祖光的手发表出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后语。
五、身在国民党心在**的特殊人物
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黄苗子去位于重庆下坡处的枣子岚垭的一家产科医院，看望他即将临产的夫人郁风。途中遇到了老朋友王昆仑，王昆仑一把将黄苗子拉到路旁，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在柳亚子那里抄来的《沁园春·雪》，黄苗子早就听说了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这首词，见之大喜，问王昆仑：“是否可以发表？”王昆仑果断地说：“当然可以发表，我们正好借此来纪念一下**先生的重庆之行，不然怎么会给你看呢？只是报纸上不要写明词的来源。”王昆仑是何许人呢？
王昆仑原名王汝虞，字鲁瞻，祖上住在无锡城中的姚宝巷。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保定，后来先后在北京新开路小学、第四中学和北京大学读书。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义愤，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寻求各界的支持，其间拜见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启发和鼓励下，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回到北京后，他根据孙中山关于宣传革命、组织起来的教导，在北京学生中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
1922年7月，王昆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8月，应聘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老舍、范文澜等都是他当时的同事，曹禹、冯至和王瑞骧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
1926年初，王昆仑从北京到广东，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
同年7月，随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在南京担任了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秘书长。但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不久便愤而辞职，南走桂粤，投奔孙科、李济深。后又返回江苏，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民主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寻觅拯救中华的正确道路，王昆仑在无锡姚宝巷17号家中鼋头渚太湖别墅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络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第二年他同孙翔风、华方增等人，在无锡创办了《人报》。2月26日，《人报》正式出版发行。王昆仑用“大鱼”、“戡天”等笔名，为该报撰写了《问无锡青年》、《对外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许多文章。
1933年，王昆仑同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张锡昌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转变。不久由**南京市委负责人卢志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并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的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8月，王昆仑同钱俊瑞、曹亮、孙晓村等，在无锡鼋头渚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狄超白、华应中、陈佩珊、薛葆宁、秦柳方、钟潜加、汪季琦等人。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钱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会上大家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仑随孙科重回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6年11月，王昆仑和孙晓村在张继的支持下，帮助南京救国会在中央饭店公开举行南京各界援助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到会签了名。之后，**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潘汉年等还曾到成贸街无锡同乡会驻地看望过王昆仑。1937年春，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王昆仑把陕北传来的**中央批评国民党长期对内**、对外投降的长篇电文公开宣读，借以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在会上给予支持。“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9月，王昆仑和潘汉年陪同出狱不久的沈钧儒，由上海专程到南京，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又陪沈钧儒从南京到无锡，住在王昆仑家中多日，共商国事。这期间，他们在无锡师范大礼堂和锡师附小大礼堂，举办无锡暑期学术讲座，先后请孙晓村、曹孟君、李公朴、沙千里、薛暮桥等作报告和讲演，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
同年12月，南京沦陷。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的迁移，来到了武汉。
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特别是为徐州突围和武汉保卫战编写了不少宣传鼓动的文章。8月，他同抗战中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结婚。10月，武汉三镇沦陷.他又从武汉到了重庆，在重庆王昆仑除继续担任原职外，还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并同侯外庐、翦伯赞等主编了《中苏文化》杂志。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掩护和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昆仑在**代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倒退，反对分裂。1943年，他又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现名浮图关）举行，会上，王昆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蒋介石很恼火，立即把他的名字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勾去。
同年8月28日，**、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等代表**中央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8月30日，王昆仑等人积极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成员对**的到来进行了热烈的欢迎。那天上午，**从林园返回桂园，然后分别和宋庆龄、赫尔利交换了意见。下午，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遒、傅斯年、王云五等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桂园拜访。当时，柳亚子、陈铭枢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冷通、傅斯年、王云五是国民参政员。可以说这些人代表了重庆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大家在一起畅谈抗战胜利之后的革命形势，表示了对**的欢迎和关心。
8月31日，**在桂园与王昆仑等人又畅谈了三个小时。
那是下午三时左右，王昆仑与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六人刚刚来到张公馆桂园的门外，**老远地就从里面迎了出来。这时，王炳南在**内部负责统战工作，因为他曾经和屈武共同组织民主革命同盟，和王昆仑一行人都特别熟悉，因此王炳南作为引见人，对来人进行了一一介绍。
**与主昆仑一行人握手之后幽默地说：“你们都是些著名的英雄啊！”王昆仑等人都愉快地笑了起来。
当时，王昆仑就坐在**的身边。王昆仑问**，这次谈判能否成功，还说蒋介石邀请**来重庆谈判是不怀好意。接着还说：
“依我看，这次和谈是谈不成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实权的。”**接着对王昆仑的话作了回答：“明知这次和谈困难很大，还是要谈，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所以，**应该尽力地争取和平，为人民利益必须这样做。”随后，王昆仑又问到**的安全问题，**笑了，非常轻松地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至于蒋介石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可能进行加害，我料想蒋还不敢。”大家就当前形势交换意见，畅谈未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五点多钟，这才起身向**告别。
全国解放之后，王昆仑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可见，王昆仑并不是等闲之人，这是一位一身兼两党的特殊人物。
可以说，王昆仑也是《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六、首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