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报》的来龙去脉
在重庆这么险恶的环境里，在国民党强权统治的眼皮底下，在蒋介石的卧榻之侧，竟然有人敢发表**领袖人物**的诗词，为**张目'这张报纸到底有什么样的来历呢，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单凭几个热血青年就敢于作出这样的事情吗？这的确是令人费一些心思琢磨的事情。
《新民报》虽然经常发表有利于**的文章，而实际上它却与国民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新民报》创始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而且《新民报》的三个创始人都来自于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
这三个人，一个叫陈铭德，一个叫刘正华，还有一个叫吴竹似。三个书卷气很浓的青年，当初都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辑。陈铭德和刘正华是四川同乡，又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关系非同一般。吴竹似和陈铭德一起在《大中华日报》做过事，是关系要好的同事。因此三个人以陈铭德为轴心，在中央通讯社里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而，中央通讯社的日子是令人郁闷的。三个人都是笃信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热血青年，但是1927年之后，蒋介石公然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了国民党的实权派。蒋介石虽然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我标榜，而实际上他是形左实右的，他的主义其实已经与“三民主义”相去甚远了。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以独裁、**、军阀混战代替了孙中山时代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自由、民主、科学都被蒋介石及其党羽以“维护党国利益”的名义没收了，“各刊物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更是必须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必须“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可想而知，中央通讯社那些枯燥乏味的消息、那些陈词滥调的新闻，还有那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喜歌，这些对信仰三民主义，思想进步的青年来说根本提不起半点精神，与他们的追求、爱好简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
他们在这种沉闷的日子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日里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很乏味。忽然有一天，陈铭德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和两个好友说：“既然中央社不能让我们说我们想要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他们不让我们放手从事我们爱好的新闻事业，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张自己的报纸呢？”刘正华和吴竹似听了陈铭德的话，恍然大悟，简直心花怒放，两个人都举双手赞成，一拍即合。三位剑客终于要拔剑出鞘了。
1929年9月9日——这是他们自己选定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1911年9月9日正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日子，他们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拜，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时代所创办的《民报》的精神，为了更好地宣传“三民主义”，所以他们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新民报”，可能这其中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吧，什么意思？也许他们的这张报纸包含着“新《民报》”的意思吧？
精于书法的吴竹似特意从孙中山的遗墨中摹写出“新民报”这三个字，将它作为了自己报纸的报头，《新民报》就这样在南京诞生了。
二、拉国民党这张大旗做《新民报》的虎皮
然而，《新民报》刚刚创办起来之后不久，吴竹似就患肺结核而病故了，刘正华又是一个业余兼职的编辑，虽然答应和陈铭德一起办报，但是还放不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差事，所以报纸全部的担子基本上都落在了陈铭德的肩膀上。陈铭德也的确是一个可堪大任的人物，是一个能把思想变为行动的事业家。
陈铭德是四川长寿县人，6岁的时候父亲去汉口作生意亏了本，被东家诬陷为贪污营私，父亲最后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服毒自杀。从此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母亲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供陈铭德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小学毕业之后。他独自一人到重庆读书，后来又只身出川考入北京政法大学。1921年，还是一个大学生的陈铭德经国民党元老谢持和张继的介绍与王昆仑、许宝驹、邹明初等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可见，陈铭德不仅是国民党，而且还是一名老牌的国民党党员呢。然而，当时的国民党还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加入国民党对陈铭德而言并没有成为他的晋身之阶，也没有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他竟然和国民党一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大学毕业之后，陈铭德先后担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东下金陵任中央通讯社编辑。1929年，为了办报，陈铭德辞去了中央通讯社编辑的公差，从刘湘的部下蓝文彬旅长的手中募集了两千元现金，终于和刘正华、吴竹似两个人一起将《新民报》搞了起来。创办初期的《新民报》，一期仅发行两千份。后来，陈铭德网罗了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等一些办报人才，才使《新民报》逐渐走红，成为一张在中华大地比较有影响的报纸。
陈铭德办报向来坚持无党无派，新闻自由。他不希望把《新民报》办成国民党的“喉舌”，又不想得罪国民党；他期望自己的报纸卖得好，所以它需要经常刊登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章。就这样，他的这张报纸渐渐地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是，得到老百姓的喜欢就难免使《新民报》经常把国民党当局放在火上烤，就难免惹恼国民党当局，就常常被国民党的新闻局在报纸上开天窗，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新民报》经常面临被查封、停止刊登广告、开天窗等处罚，政治风险比较大。
怎么办？陈铭德一直没有想出一个两全的计谋来。但是陈铭德的夫人有办法，在陈铭德夫人的积极努力下，大家开动脑筋，想了一个很好的计策，他们将国民党上层和社会上的一些关键人物拉进了《新民报》。
1937年7月1日，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了五万元股本金，宣告正式依法成立。
新的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与过去的《新民报》相比可真是鸟枪换炮了。单就那份董事长、董事、监察人员名单就会让人吓一跳：董事长萧同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常务董事彭革栋，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常务董事王漱芳，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与何应钦、马超俊关系密切；董事方治，cc头目之一；董事张廷休，与cc以及何应钦都有密切关系；其他董事由《新民报》内部人员担任，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陈铭德的夫人邓季惺担任经理，罗承烈任总主笔，赵纯继任总编辑；监察李秉中，黄埔军校一期学生；监察黄仲翔，国民党复兴社成员；监察沈辅彝，四川军阀刘湘驻京代表邱丙乙的妻子；监察余唯一，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新民报》原始赞助人之一；监察邓建侯，立法委员，与孙科关系密切[1]。
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与安排的特殊名单，几乎包括了国民党各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因为报纸有刘湘的股份，为了掩人耳目，其中与刘湘有关的人物都以夫人的名义列入，而不直接露面。在外人看来，这张名单的确是“中央化”的，看不到一点刘湘参与的痕迹来。这自然提高了报纸的身价，也让不知道内情的人不敢轻易对《新民报》胡来。而且，董事会里面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除了刘泮香代表刘航琛，沈辅彝代表刘湘先后有过一些投资以外，其他人都是赠送干股，不用投资，只管拿钱。这样的好事自然使每一个股东都感觉到内心无限地舒坦，也很愿意为《新民报》口送春风，伸出援手。因为有《新民报》存在就有“薪水”在，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上面的这个名单，我们应该知道了，在重庆那样的环境里，**的《沁园春·雪》能够在《新民报》这样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并不是偶然的，单单凭吴祖光、黄苗子、郁风几个热血青年的胆略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在他们的后面毕竟还有总编、社长，社长的上面还有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部门，新闻检查部门的上面还有cc，还有蒋介石，要过得了这些关，就不是吴祖光和黄苗子们所能够应付自如的了。
可以说，除了《新民报》也许还真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三、陈铭德拜访郭沫若
然而，只有胆量也是不够的，你**凭的是什么？我陈铭德是一个老牌的国民党员，我为什么要为你们去冒那样的风险呢？
其实，陈铭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仅是国民党，他还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你想，一张报纸在那样复杂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办得那么红火，那么受欢迎，那么赚钱，没有这样一个领军人物怎么可能呢？
可以说，陈铭德将报纸看成是一个代民立言的工具，而不是进行党争和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所以他几乎是。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那样一个人。陈铭德后来在他自己写的《我的简历》中这样写道：“从我最初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派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所以在陈铭德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民报》积聚了很多无党无派的进步人士，报社同仁百分之九十九都没有党籍。
但是，无党无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虽然没有党派，但是思想还是有倾向性的。他们虽然拉了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加入他们的董事会，网罗了大量国民党高官做他的靠山，但是暗中陈铭德也和**的一些高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交情，报社之中也有**的秘密渗透。
生活是现实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每一种选择都不能确定有十足的把握。国民党和**谁能成为问鼎中原的胜利者？鹿死谁手？没有人是算命的先生。对于一个信奉“无党无派”的人而言，在两股强大力量的中间游走是艰难的，做到泾渭分明也是不可能的，这是那个时代对这种非官方报人的特殊要求。所以陈铭德有接触**的需求。
《新民报》与**最早建立联系的人是郭沫若。
早在1936年，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和郭沫若就已经相识了。
当时，陈铭德和邓季惺到日本购买轮转印刷机的时候，特地到千叶县拜访了他们倾慕已久的这位四川同乡。当时，郭沫若在大革命的时候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追杀，最后逃亡到日本，生活非常凄苦、寂寞。就在郭沫若政治上寂寥、生活上失意的时候，陈铭德和邓季惺远道而来，专程拜访，使郭沫若非常感动，并当即答应为《新民报》撰写《留东时代》。虽然后来由于他百事缠身未能如愿，但是后来郭沫若还是没有辜负朋友的期望，于1937年6月给《新民报》寄来了《读实庵字说》一文。这篇文章是与陈独秀讨论中国社会进化的专论，《新民报》从7月1日到7月7日，连同郭沫若的信一起连载了七天。
卢沟桥事变之后，郭沫若在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毅然回国，投身抗战。郭沫若7月27日到达的上海，8月1日《新民报》就刊出了上海通讯《郭沫若访问记》。8月8日，又刊出了郭沫若离开日本时所写的一首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日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历，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一首极其具有煽动性的诗篇，对鼓舞人们的抗战热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月下旬，郭沫若不顾蒋介石的刺刀和黑枪，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京。陈铭德和邓季惺也毫不含糊，很讲朋友意气，他们将郭沫若接到自己家中款待。当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光顾南京，陈铭德和邓季惺在自己的寓所外面也挖了一个防空洞，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郭沫若就和陈铭德、邓季惺一起躲到到猫耳洞里，高兴的时候他们还会在猫耳洞里一边啃螃蟹一边饮酒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决非一般的关系了。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正式出刊。在出刊的初期，当时远在武汉的周恩来对《新民报》表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立刻向郭沫若了解《新民报》在重庆发行的一些情况。郭沫若马上给陈铭德和邓季惺二人去信，了解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新华日报》准备在重庆出版的消息。在去信的时候，郭沫若又赋诗一首：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寄语巴渝诸好友，复兴责任在双肩。
表达了郭沫若对友人的思念，也表达了郭沫若期望国家复兴的美好愿望。
四、陈铭德宴请叶剑英
与《新民报》还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是田汉。田汉是通过徐悲鸿的介绍和陈铭德相识的。1934年年底，田汉和阳翰笙被国民党逮捕.后来经徐悲鸿和中央大学教授宗白华以身家性命担保才设法将他们营救出狱。
1935年秋的某一天，南京城里的一家小饭店里，陈铭德和徐悲鸿正在那里小酌。他们的话题从《新民报》谈起，最后就不知不觉地谈起了田汉。因为徐悲鸿知道陈铭德一直求贤若渴，想要找一些文笔好的人为《新民报》写文章。而田汉、阳翰笙刚刚出狱，没有收入，生活也成问题。让田汉和阳翰笙给《新民报》写文章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徐悲鸿这样想着，自然就高兴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进，兴奋地说：“你天天要找人写文章，田寿昌（即田汉）、华汉（即阳翰笙）都在南京，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徐悲鸿的一句话提醒了陈铭德。陈铭德兴奋地问道：“他们出来了？”徐悲鸿呷了一口酒，放下手中的酒杯，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陈铭德，轻轻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