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聂绀弩是一个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的人。
也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
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个是刻意学鲁迅的唐，还有一个随意而为的聂，这个聂就是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人们说是“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奇才。然而人们万万想不到，他在早期竟然是一个国民党分子。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因此同学们戏赠他“聂贤人”的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常常被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了他昔日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称：
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人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给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再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的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
大革命的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聂绀弩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这一时期，聂绀弩秘密地加入了中国**。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自己1934年写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六十一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二十二篇。
聂绀弩曾经到过延安，是**的座上客，后来到新四军工作，与陈毅将军成为诗友。1945年到1946年间，聂绀弩在重庆的《商务日报》和《新民报》作副刊编辑，与周恩来有交往，而且聂绀弩又与邓小平、伍修权是同学，这样看来他写出上面那样的文章、诗词就很自然了。
聂绀弩性情古怪，先国民党而后**，敢说话，敢作为，有文才有胆略。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随随便便。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有几件事情特别能反应聂绀弩的性情。
解放之后，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都没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讲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六十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当时，他和黄苗子来往比较频繁。在重庆的时候，黄苗子也与《沁园春·雪》有很深的渊源，曾一同为《沁园春·雪》而与国民党笔战过，后来他们在北大荒又一同接受过改造。虽然黄苗子的家离聂绀弩住的半壁街有一些距离，但是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黄苗子常常跑到聂绀弩那里借书。
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语来形容他：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还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
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
“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
“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从聂绀弩这些有趣的逸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勇敢、豁达的聂绀弩。要不然一个国民党员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呢？
八、白话的《沁园春·雪》
1946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在显著位置刊发了**词作《沁园春·雪》的白话译文，题为《沁园春译文》，这是**诗词的第一篇白话译文：
这是北方的风景啊！千里万里的大地，被冰封住了，大雪飘飘的落着。老远望去，长城里边和外边，只是一片空旷；黄河高高低低，波浪滚滚的河水，一下子冻结不流了。一条一条的大山，好像白蛇在舞蹈；一块一块的高原，好像白象在奔跑。大山高原，都在跳动，要和老天比一比谁高。等到晴天，看鲜红的太阳照起来，像个美女抹着胭脂，披着白衣，格外的美妙。中国国土这样的好，引起无数英雄争着要。可惜那，得到胜利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武功虽然很大，对文化的贡献却嫌少。名震欧亚的成吉思汗，只懂得骑马射箭打胜仗。这些人都过去了，算算谁是真英雄，还得看今朝。[19]这篇白话译文出自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手笔，在译文的前面，范文澜还写了一段小序，扼要阐明了他对**咏雪词的认识和评价，并且说明了把这首词译成白话文的缘由。
小序是这样写的：
这是**用沁园春调子，咏雪景的一首词。气魄的雄健奇伟，辞句的深切精妙，不止是苏（东坡）辛（稼轩）低头，定评为词中第一首，就是三百篇以下各体歌诗中如大雅大明篇，汉高帝的大风歌，魏武帝的短歌行，宋太祖的日出诗，公推为著名雄篇，但与本篇较长短，不免尚有逊色。因为**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不是创立一个朝代的封建皇帝所能比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气魄。我怂恿周沛然同志制成歌谱，沛然同志细心的制成了，我十请他高歌三遍，在响亮的歌声里，好像望见了我们光辉的救星，伟大的导师，立在西北第一高峰上，指挥四万万人民大军，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汪精卫之徒，展开大战斗，敌拍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我身似飞，我喜欲狂。我希望沛然同志提着琴.到处去传播这首歌，沛然同志要求我把原词译成通俗文字，以便广大群众容易领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笔不停挥的写下来。自然，我的学力不可能恰当地传出原词的精神，所有错误，请允许我慢慢改正。
这篇热情洋溢的小序，对**咏雪词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指出该词的显著特点是：“气魄的雄健奇伟，辞句的深切精妙”。小序还着重对词作者的气魄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说这种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不是创立一个朝代的封建皇帝所能比拟的”。这就把咏雪词所表达的人民性明白无误地点出来了。
正因为这首词具有先进的思想性以及高超的艺术性，所以，“不止是苏（东坡）辛（稼轩）低头，定评为词中第一首，就是三百篇以下各体歌诗中”的“著名雄篇”，若“与本篇较长短，不免尚有逊色”。范文澜关于**咏雪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这一判断，同诗人柳亚子大约一年前对该词的评论极为相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范文澜为什么对**的咏雪词这么感兴趣？他为什么对**的《沁园春·雪》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写出了这么出色的白话译文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范文澜与**有着比较深的交情。
范文澜生于1893年，浙江绍兴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生平著述颇丰。早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当时**也正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与范文澜在那个时候是否有过交往，现在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记录。但是毕竟彼此是有渊源的。
1941年，范文澜从河南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与范文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延安的窑洞？
现在还不敢说，但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见面是1940年1月。当时，范文澜带了三十多箱书籍，千里迢迢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主任的职务。很快，范文澜就与**相见了，而且他们就历史方面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范文澜长期研究历史，**对中国历史也很有研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范文澜与**同岁，他们又都在北京大学接受过蔡元培的熏陶，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话题比较多，经常就历史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而且每次交谈，范文澜都非常认真地倾听**的意见。有一次，**希望他组织人员编写一本干部们学习用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字数要求在十五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就开始布置这项工作。这就是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起因。
随后，范文澜开始着手编写提纲，并就体例字数等问题请示**。**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心领神会。但是写着写着问题来了，范文澜向**建议说要增加到二十五万字左右，但是写着写着又不行，又要增加到四十五万字。后来**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写多少。
这样，在范文澜的主持下，以他带来的三十多箱书籍做参考资料，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通史简编》终于完成了，并且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发行。**特别看重这本书，看了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籍，非常高兴地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这本《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范文澜仿佛在延安这个西北小城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创作的热情不断高涨，一发而不可收，又相继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编）、《正史考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多种著作。
**发现范文澜是一个可造之才。后来，范文澜工作的马列学院改组成中央研究院，范文澜被任命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这期间，**觉得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效果不错，又交代给范文澜一项任务，委托他编写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任务之后马上与齐燕铭等几个人着手工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课本编出来了，而且还加了详尽的注释，非常实用，受到**的表扬。
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前脚刚走，根据工作需要，范文澜也于冬季离开延安，赴晋冀鲁豫解放区去了。